不同于东在下半年的跑来跑去，至元二十二年的忽必烈，这段时间一直守在大都。他就像一只蹲在原地的猎豹，静静地等待着猎物的出现。
当然，老忽在此期间也并非仅是等待，他同时还不动声色地以屯田的名义，分期分批调集了更多的汉军到边地开荒。
忽必烈此举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施行屯田，解决部分养兵费用，减轻朝廷的负担。二则，先期囤集必要的军力，以应付乃颜等人的叛乱。
屯田这个政策起于秦、汉，但真正将它作为主要国策大用的，是三国时的曹操。曹操采用此策之后，不仅解决了当时因战乱所带来的饥荒、军粮等问题，在经济上为他平定整个北方地区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由此还奠定了魏在三国中最强大的地位。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也是以后司马氏的晋、能统一天下的真正原因之一。
但屯田的最大特点之一是，无论民屯还是军屯，它的土地均属朝廷所有。所以，它在历史上多被用于边境或边疆地区。历代都基本上实施过屯田这个做法，包括后世的共和国。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它能恰当的使用，对朝廷有着莫大的功用。
元代没少采用屯田举措，尤其是忽必烈当政时期。北元的枢密院就曾奏报老忽：前些年派遣军士赴边屯田，不仅得到了大批的粮食，甚至有些地方“所获除岁费之外可粜钞三千锭”，老忽得报“大悦”。
现在，如此一举两得之事，忽必烈是绝对不会放过的。
老忽的另一个动作，则是对北元的体制进行了改动，并对朝中官员的官职进行了整理和划分。
中国古代在国家体制的演变上，隋朝扮演的角色其实很重要。简单地说，隋以前，帝国中央政府主要实行的是三公九卿制。自隋代开始，改为三省六部制。
三省即尚书省、内史省（唐为中书省）和门下省。六部为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后来的刑部）、度支（后户部）、工部。
“三省”中的中书省掌制令决策，门下省对中书所定进行审议封驳，尚书省管六部，为国家主要的行政执行机关。其中的六部，一直延续到明、清。
如果仅从形式来看，其实中国古代早就有了所谓的“三权分立”。所以，有些问题的实质，关键并不在形式上。
元代真正的国家体制，是在忽必烈时期最终定下来的，这个体制借鉴了隋、唐、宋等以前历代的做法。它最重要的特点，是设立了行省这个地方行政划分。而在中央政府的部门上，只保留了中书省，另外两个重要的政府部门是枢密院和御使台。
元代的中书省其实就相当于过去的尚书省，下面同样设有六部。枢密院管军事，御使台则负责监察事务。
忽必烈之所以要对朝廷的体制进行改动和整理，一是他对中书省的人内心里有些厌烦，觉得这帮人不够得心应手；二是他受卢世荣所定的“规措所”影响。因为卢世荣当初定立“规措所”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朝廷的理财能力。
事实上，还有一个人为了同样的目的，以前也曾专门设立了一个类似的机构，“制国用使司”，这个人就是阿合马。但这些机构，随着这俩人的倒霉，均在后面被撤消了。
忽必烈觉得，朝廷战事连绵，用度日见艰难，而现在中书的这帮人，根本就没哪个本事，必须另找人来做。所以，虽然为了平息众怒撤了“规措所”，但他内心里实际上仍然认为这个举措很有必要。这也是他当初留下卢世荣举荐之人的原因之一。
他把整件事交给了桑哥。而他一开口，桑哥立刻就明白，大汗真正要他做的是什么事了。
桑哥的确有能力，而且很聪明，但对于朝廷的行政体制，他就“短路”了。因为在管理这样大的一个帝国问题上，他就属于“偏门”。于是他就招来了一个“江南遗逸”，叶李。
叶李是杭州钱塘人，以前是南宋的一个太学生。当年贾似道弄“景定公田”时，他和同舍的太学生八十三人一起上书弹劾贾似道，结果被流放，在贾似道倒台后才被放回。
叶李弹劾贾似道的文章，曾被忽必烈看到，老忽大为赞叹。“世祖习闻之，每拊掌称叹。”
因此，作为大汗心目中的“江南遗逸”，他在后来就被北元“征”到了大都。
历史上的叶李，在老忽眼里的确远比哪个留梦炎要强的多，而且老忽还当着其他人的面，**裸地表达过他的看法。这也是桑哥找叶李的原因。
叶李知道，桑哥的性格极“横”，而他又是国师的弟子，大汗身边的红人，这样的人他是得罪不起的，故此，他同样不敢推脱。
在到了桑哥的府上，两人见过礼落座之后，桑哥直白白地将事情讲给了叶李听，然后问到：“先生大才，何以教本座？”
桑哥如此“客气”，自然也是在见识了卢世荣的才华后，稍有改变对某些汉人的看法。当然，假如这个“叶先生”不识相，他照样还是会“痛扁”。
叶李闻听，内心里原先的忐忑不安不仅一松，而且还对面前的这个所谓大师鄙视了一下。
因为北元在体制上与前代的不同，对像他这样的人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在他看来，这不过就是北元朝廷“政令不分”。过去中书省着令，尚书省管执行，就这么回事。
但叶李也知道，如果现在进行这样的改动，整个朝廷的体制变化太大，阻力也就大了。可假如恢复尚书省，并将其限为仅管理赋税之事，也就是相当于过去的户部的职能，那么，朝中各方并不难接受。而且这很有根据，因为它就是过去历代的做法。如此，则上对大汗，下对众人，全都能交代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