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来说，东是不会采用后世共和国、乃至于台湾，在二十世纪土地制度变革中所采取的种种举措的，因为在他自己的评估中，于这个时代，它们完全没必要。

在他个人的看法里面，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出现的剧烈变动，其中一个，就是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上，搬掉了“地主”这个阶层。

但无论是某伟人，还是本不愿意、后跑到台湾的南方政权校长，他们两人之所以殊途同归、最终都如此所为，是被客观现实逼的，因为中国的人口此时已太庞大了，成为了一种重负。

明朝及明以前，中国在农业上还实行的是轮作制，到了清代，人口的压力已经使这种耕种方式根本不可能。

日本的一个经济学家，好象是叫小岛丽逸，曾提出过一个被国际上普遍接受的标准：凡人均拥有粮食低于250公斤的国家，它就处于饥饿状态；超过300公斤时，就处在能吃饱主食的阶段（也即所谓的“温饱”阶段）；只有到超过350公斤时，国民的肉类和其它消费才会迅速增加。

如果以此观之，讲句不客气的话，过去存在的“地主”这个阶层，的确已经在社会上变得不合时宜，你就更不要说再让农民承受高达百分之五十的私人地租率。校长的爱将陈诚奉命在台湾调查时就发现，当时地租率最高的，甚至达到了70%。

这才是所谓的“地主”这个阶层在这块土地上消失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也许后人更应该关心的，是为什么我们的帝国，没有跨过这个本应该能跨越过去的阶段？

东认为，后世南方政权曾提倡的所谓“减租减息”，在这个煌煌大宋朝可操作性并不强，并且他也不可能在这个时代下这样一个诏令。

而共和国的做法，其实都是历史上已有的。它真正新一点的，实际上是作为配套措施的战时供给制，这更不是现在他处的时代所必须。

共和国实行的“包产到户”，其实很有唐代均田制的影子。

唐承北魏、隋的做法，每一名男子授田一顷，其中八十亩为口分田，二十亩为永业田。永业田可以买卖，口分田则不允许，而且百姓死了以后，还要交还给朝廷。

如果我们把后世农民的自留地和承包的土地放在一起看，两者很相似。

东这家伙还认为，就是这个唐代的均田制，恐怕仍然有着更古老的影子，那就是井田制。

历史上真正的井田制，由于缺乏史料，一直没有定论。历代始终比较感兴趣的，其实是亚圣孟子所描述的“井田制”。

《孟子·滕文公上》记载：“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按孟子所说，所谓的井田制，就是将方方正正的九百亩土地划为九块，每块一百亩，八家一起耕种中间的一百亩公田，耕种完了，才能干自己家的一百亩私田。

后世共和国早期的公社做法，在形式上和孟子所说有些类似。

而这，却是儒生眼中最理想的土地制度。

在这个后世的废才猜测中，北魏、隋、唐代的均田制，很可能多少也借鉴了孟子所描述“井田制”的做法，隐藏着它的一些脉络。

东甚至觉得，如果抛开细节，用一种更广的视角来看，在东亚的这块土地上，数千年的历史中，帝国的土地所有制轨迹，从“公”到“私”，再回到“公”，已经走了一个大的轮回。

他其实知道，过去宋代在田赋政策上的真正问题，实际上就一个：征收不均。以及由此引发的土地兼并狂潮，因为宋代是不抑兼并的。

但如果仅仅是“不抑兼并”，咱捏捏鼻子也就算了，可宋代的豪强大户逃税还极为厉害。

“至皇祐中，天下垦田视景德增四十一万七千余顷，而岁入九谷乃减七十一万八千余石，盖田赋不均，其弊如此。”

天下开垦的土地增加了，可是朝廷收上来的粮食，却减少了，这岂不是有问题？

宋真宗时的丁谓也曾言：“二十而税一者有之，三十而税二者有之。”

丁谓告诉宋真宗，当时的豪强，二十亩地才交纳一亩地的税，或者三十亩地交纳两亩地的税。

从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到仁宗皇佑年间（1049－1053年），在短短的三十年内，朝廷纳税的土地由524万顷减少到228万顷。

《宋史·食货志》上更有：“赋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

东并不准备采用后世的共和国之法，相反，他还准备扩大土地的私有化，压缩所谓的“官地”范围。这是由于他认为，“公”、“私”双规制有时候就是问题越来越严重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