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奇怪的是，虽然宋哲武推行的减租减税政策，仅仅适用于太原行署和绥远，以及南、北蒙地区，在太原行署以外的地区的地主们并不会被涉及，可是最先站出来反对的恰恰是太原行署以外地区的地主们。

先是五台地区的地主们在报上发表文章，言辞激烈地反对，紧接着山西其它地区的地主们都发出了反对的声音，这些人甚至联名请山西省政斧主席商震出面制止宋哲武的“恶政”。

商震现在这个省主席当得挺闹心，虽然张学良给了他第四军军长的职位，可是晋绥军在杨爱源和傅作义、孙楚、王靖国等人的串联下，处处排挤商震，甚至商震原来的旧部在整编时也不还给他，只有冯鹏熙把高鸿文和黄光华两部主动交给了他。

不过，商震也不是省油的灯，既然你们不仁，那就别怪我商震不义。

虽然张学良按月足额给晋绥军整编后的部队发饷，可是晋绥军各部都或多或少都留下了一些编外人员，特别是按照阎锡山的嘱托，整编裁减下来的军官们都被他们私下留在部队中，这些人的军饷可都要他们自己解决。

徐永昌和杨爱源虽然受阎锡山所托，任山西警备正副司令，掌管晋绥军，可是他们不管民政，除了张学良给的军饷外，他们再没有一点其它经济来源，这笔钱只好找商震这个山西省主席来解决。对于徐永昌和杨爱源来要钱，一肚子气的商震一概都是两个字，“没钱”。

因为山西的工商业以太原以及周边地区最为发达，少了太原地区的山西省政斧的财税自然少收入一大块。不过省政斧的税收虽然不多，可是多少还是有剩余的，只是商震是绝不会给这些排挤他的人的，余钱都商震毫不客气地用在了自己的部队上。

这就更加引起了晋绥军将领们的不满，商震自知他和这些忠于阎锡山的晋绥军将领的矛盾难以调和，索姓对阎锡山留在山西的行政底子进行“整理”，先是提经省府委员会议通过裁撤阎锡山亲定的村政处，随即又一次姓撤换了20多个县长。

这样一来，山西舆情大哗，在杨爱源、王靖国、孙楚等晋绥军将领的煽动支持下，山西商民在山西省政斧所在地临汾召开了驱商大会，群起声讨。同时，晋绥军内部也在酝酿驱逐商震，夺取第四军军权的行动。

这次宋哲武减租、减税，让山西这些阎锡山的支持者们闹心，也是间接地让商震出了一口恶气，他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那里还会给这些地主们做什么主。

虽然商震有些怨恨宋哲武，可是现在山西境内，除了宋哲武就是晋绥军和原西北军宋哲元，这些人里，现在还就是宋哲武能和他在感情上近一些。这个时候，他商震可不会去给宋哲武添乱，更不要说他现在只是名义上的山西最高民政首长，太原行署可是不会听他商震的。

而且，商震很想把他的第四军拉出山西，正需要宋哲武帮忙。没有宋哲武的帮助，他要把部队拉走，不要说杨爱源和孙楚、傅作义、王靖国等晋绥军将领不会答应，就是徐永昌这个实在人也不会干。

因此，商震不仅没有理会那些地主们的请求，还派黄光华亲自来太原向宋哲武报告商震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各县挑头闹事的大地主的名单也交给了宋哲武。

仅仅是向省政斧请愿，这不是什么罪过，宋哲武也不可能因为这件事就惩处这些地主们，他还要等，等到这些人做出触动他底线的事来，那时他就不会再和这些人客气了。

见向商震这个省主席请愿没有用，而且宋哲武对他们的请愿举动又没有什么动做，这让这些地主们的胆子逐渐大了起来。

在“有心人”的鼓动下，包括太原行署在内的山西各地的大地主们，共同联名向南京政斧请愿，要求国民政斧出面制止宋哲武的蛮横无理的“恶政”。

一直没有什么动静的宋哲武，见时候差不多了，这时也开始展开了攻势。

先是在北方晨报的带领下，太原各大报纷纷发表各界人士支持减租、减税的文章，表示太行行署各界都坚决支持宋哲武大力推行国民政斧减租政策，称宋哲武是先总理“耕者有其田”的第一实践者，宋哲武不愧蒋委员长“民族精英，国民楷模”的褒语。

随后，赵丕廉的哥哥，忻州最大地主赵丕清在北方晨报上发表文章，对山西土地兼并的严重程度和农民惨遭地主剥削，生活困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同时赵丕清表示，自己和家人子女名下的所有土地，全部发卖，所得资金将全部投资实业。

紧接着，北方著名资本家，天津永利公司的老板范旭东，以及太原和绥远的民营企业资本家刘公衡、冯庆浦、刘兆文、史北兰等人，也纷纷在北方晨报上撰文，大力称赞宋哲武降低工业税收的政策，是实业救国，利民利国的大好事，同时表示还要大力加强在太原行署的投资，以实际行动支持宋哲武。

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开明报纸也纷纷转载刊登文章，支持太原行署的做法，认为这是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一条可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