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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5章 分化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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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既然已经表态支持老袁,如果不问他索取点好处,老袁岂能不疑心?不要忘了,奸雄可不是这么好糊弄的。”

“也是,趁这个机会把新疆弄到手才是正道,老袁不甘心也得让出来。”

总统府的袁世凯正对着秦时竹发来的电报发呆,他刚刚接到数个消息。可谓有喜有忧。首先是中、俄第二阶段谈判已经结束,中、俄两方就战争责任、战争赔偿达成了协议。中、俄两方共同将此次事件定性为局部冲突,无意冲突,并不会因此“损害两国间传统友好关系”(鬼才相信这些话,中、俄之间从来没有友好过)。双方都对此次冲突表示遗憾,但也不认为是对方蓄意挑起的,因此,各自放弃对彼此地战争赔款要求。彼此的损失由双方各自承担(中国主要是城镇损失,俄国主要是铁路器材损失),随即进入第三阶段,也是最为困难的一个阶段――有关俄国中东路驻军、现在关押的俘虏和缴获的装备问题,但毕竟坐在谈判桌前了,各国舆论都对中、俄最后妥协表示好。上次草签的库张铁路正式签约,只等中、俄第三阶段谈判结束,立刻在各国市场上公开发行债券。募集资金。

徐世昌给自己带来的消息也是利好居多,从秦时竹的话里,徐世昌读出地信息是这样的,此次事件应该尽力法律解决、政治解决,切不可随意动用武力,倘若国民党人挑衅在先,动乱在先,北疆绝不参与。并会站在中央的立场上予以谴责。这虽然束缚了老袁的手脚。但只要能挑起国民党人先动手,他就有名正言顺的借口。

梁启超地话说得更加隐讳点。不光是这件事情,希望在所有事情上,袁世凯都能把表面工作做好,最好是能够在程序上取得合法性。至于宋案的解决,也必须依靠这个途径,不然难以向天下交待。在国会、内阁、宪法等问题上,秦时竹的意见基本和袁世凯一致,袁世凯当即表示,如果真的按照秦时竹所说地行事,他愿意并且希望人民党和进步党联合组阁,至于内阁总理的人选,可以由两党联合推选,他并不予以干涉。

秦时竹给自己帮了不少忙,怎么就没有提条件呢?袁世凯有些纳闷,心里也有些惴惴不安,这会不会是秦时竹给自己下套,当面说得很好,背地里再搞一手?似乎也不能排除这个可能,秦时竹大肆贩卖武器给南方,袁世凯从来就是知道的,但一直装聋作哑。这次如果还是卖武器,他可以视而不见,若是其它,就比较麻烦了。

在焦虑、不安、疑惑中渡过了两天,第三天他收到了秦时竹的电报,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秦时竹果然是要来给他讲条件的。条件不多,但每条都切中要害:第一,新疆都督杨增新有贪污嫌疑,要求立即予以查办;第二,在中、俄冲突期间,对立有大功的北疆国防军授予“祖国之盾”荣誉称号,用来表彰全体将士;第三,由于无法获取战争赔款,损害城镇的恢复费用希望中央能够拨款,倘若中央财政有困难,应该授权北疆对外借款,以中央财政偿付;第四,由于北疆肩负国防重任,地域广袤,人口稀少,在洽谈中地善后借款部分,要分拨给北疆一部分充作建设经费。

在袁世凯来,秦时竹无非是两个要求。一个是要钱,一个是要地盘,至于所谓的“祖国之盾”荣誉称号,在袁世凯来,不过是一个虚名而已,不值得一提。虽然秦时竹没有明说要哪块地盘,但他插手杨增新一案的事实已证明了他要将新疆收入囊中,虽说新疆在法理上确实接受北疆管辖。但在实际上却是游离与中央和北疆之间,来秦时竹已不能容忍这种情况了,这是问题的关键。至于要钱,倒也不是最紧要之处,只要善后借款达成,分给秦时竹一些也不碍事。

袁世凯思来想去,虽然把新疆让给秦时竹颇为心痛,但大敌当前。稳住北疆这支生力军才是最重要的,秦时竹借口查办杨增新是假,要拿下新疆、巩固北疆是真。考虑到自己一旦平定国民党后就将对付北疆,袁世凯大笔一挥,写下“此事着北疆巡阅使秦时竹全权查办。”

由于南方反袁情绪一直在高涨。袁世凯也加强了战争准备。在得到了北疆近乎中立的保证后,他更加放心大胆地备战,宋案方面,袁世凯更加无法无天。在法庭不得不宣布延期审理后。元凶武士英被赵秉钧派人毒死在上海监狱里。紧接着,由于证据不足,应桂馨被宣布保释,在家听候传唤。哪知应刚刚回到家里没几天,虽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应家还是在一天夜里燃起大火,熊熊的火光吞噬着应宅。由于火势甚大,较难破灭,等天明时分控制住火势后,应宅已被烧成一片白地,应桂馨本人自然也难逃此劫。根据调查,有故意纵火地痕迹,现场也发现了相应地助燃剂,但却无法追查到纵火犯。只能当疑案处理。所有人都在揣度。大概又是北京城的某某干地,袁世凯处以风口浪尖。也不在乎再多几条传闻。

5月日,总统府召开第二次秘密军事会议,决定了作战总方略,其中规定:“有攻击南方敌军任务之北军,第一期对于湘、赣、皖作战,利用京汉、津浦两路线集中,以鄂省为主要策源地,并以海军策应沿岸,兼妨害敌军之集中。”李纯即于5月2日命令所部主力开往田家镇,分兵武穴,监视九江及安徽方面,又命令二十二团团长张敬尧开往兴国,并亲率师部进驻蘄春。继六师之后,北洋第二师也于随后自保定南下,进驻湖北孝感,为六师后援,并弹压湖北地面。湖北局面,原本是革命派、中间派和北洋派各一个师,在此情况下,北洋派的师变成了三个,中间派控制在共和党手中,也倾向于北洋,北洋派的力量顿时在湖北有了压倒性地优势。

与他同时,由于驻上海一带的海军舰队倾向革命,海军总长刘冠雄悄悄派人运动海军拥袁。5月中旬,海军部把这些舰队调赴烟台集中检阅。当时,孙中山主张阻止海军北上,但黄兴、陈其美以为无碍,未予阻拦。结果,海军为袁世凯所收买,改变了政治立场。至此,袁世凯已摆好了决战的阵势。

国会方面,随着国会进程的陆续进行,国民、人民、共和、民主、统一五大政党以国民党为一方,人民、共和、民主、统一四党为另一方,为选举参众两院议长、副议长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经多次预备会的争吵,五党商定4日同时举行两院第一次正式会,讨论议事细则、旁听规则及正副议长互选规则等案。6日,参议院首先举行议长选举会,吴景濂由于主持临时参议院的成绩有目共睹,再加上“反国民党”阵线的联合,当仁不让,以高票当选。次日,作为交换,在众议院选举议长时,人民党全体支持民主党汤化龙,由于事先协调得力,汤化龙最后战胜对手,当选为议长。作为政策协调地代价,支持此二人当选的国民党稳健派获得了两院的副议长位子,大敌当前,国民党内部的稳健派却和激进派吵得很凶,在外人来,他们之间的矛盾甚至大于国民党与反国民党阵线地矛盾,或者确切地说,所谓“反国民党阵线”其实是反国民党激进派阵线。

当然,不能因为国会里存在着种种政客的交易就抹杀国会的积极意义。国会的成立,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由于近代中国地历史环境和当时特殊的政治格局,它作为资产阶级国会,其成员却大多是原清政府的官吏(包括参加新政权的旧官吏)和士绅出身的,与封建经济、政治、文化联系密切的议员,主体是旧时代的精英分子,而真正的资产阶级议员反而为数甚少,总体上偏向保守。

从阶级立场上划分,大体说来稳健派(中间派)地观点,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情绪,人民党的中间道路甚合他们的胃口。《人民日报》上曾载文说:“前次大革命之后,元气凋丧,民力疲极,并力恢复,犹虞不及,庸能再受莫大之损失乎?且社会心理,莫不翘首企盼以渴望太平之隆盛,—闻变起,心惊胆裂,寝食为之不安,较前次革命时,闻兵变而色然以喜者,盖大相悬绝者矣。夫人民之厌乱既如此,则尚有谁敢为戎首,轻心发难乎?发难之后,谁肯附从之乎?此我国之无二次革命之余地可知也……”这就反映了主流舆论的态度,宋案是要追究的,但借机搞二次革命,用武力对付就是不应该了。

与人民党的合作以及秦时竹的保证,提高了梁启超地地位,也大大加速了进步党地成立,决定在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后,由梁启超担任实际领袖,虽然合并过程一直不顺利,各党为自己的利益争执不下,但当时不断发展变化地政治形势决定了这种搁浅是不会长久的。

随着由宋案而起的反袁事态的扩大,袁世凯对三党相倚之心也更加急切,而三党急于与袁撇清关系的态度也更加明朗。梁启超抓住有利时机,借商议议长席位时,与各方反复磋商,梁启超、孙武、汤化龙、王赓等要人皆到会演说,一致强调为取得议院多数,三党务必彼此容忍与牺牲各方面之小意见、小问题,追求合并成功。20日,三党议员职员举行特别会,讨论党章及成立大会有关事宜并选出新党本部职员。22日,举行三党全体在京党员大会,宣布进步党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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