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讲到“庙”。庙是有屋子，而屋子里面有菩萨的。庙有个庙祝，土名叫做“庙老”，是个老头子，服侍菩萨，招扶香灯。庙多少有庙田，也有无田的庙。有庙田的，庙老吃庙田的租，无庙田的，庙老伙食从群众中捐钱谷。庙有城隍庙、关帝庙、
三官庙、三圣宫、赖老庙、龙王庙、关岳庙、杨公庙、东岳庙、江东庙等等。
庙的性质，是所谓“有功德于民则祀之”的意思。神坛是地主需要的，社坛是农民需要的，庙是地主、农民共同需要的。庙的田产很少，租入不够香纸费及庙老用，所以不是严重剥削所在。“寺”则完全不同，它是和尚的巢穴，是剥削厉害的地方。
寺产都是大地主“施”出的，施了田的大地主，叫做“施主”。大地主为什么施田地给和尚呢?因为佛教是大地主阶级利用的宗教，大地主为了“修子修孙修自己”，所以施田给和尚。五福庵、回龙寺、正觉寺、观音阁、东笔山、大悲阁、鹅湖庵、西竹山、天台山、狮子岩、三角岽、角公岩、法华庵、西华山、南阳山、梵慧寺、甘露寺、九龙山，都是城区附近的和尚寺。道士斋公的叫做“观”，则有云盖岽、大山里、川塘坑等等。观的田产的来源和剥削的状况，与寺无二样。
总计神道方面(神、坛、社、庙、寺、观)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八，占全部公田的百分之二十。
c政治地主
又分二类，一是考棚、宾兴、孔庙、学租一类属于教育性质的，一是桥会、路会、粮会一类属于社会公益性质的。
县城的考棚田收得六百五十石租，经手的豪绅“吃油饼”吃去一百八十石，交出四百七十石与考棚。考棚田的来历是前清时候修建考棚，大地主捐了许多谷子，建筑余款，置买田地，作为考棚年修经费。起个“尚义祠”，把那捐款大地主的姓名写在木主上，捐多的主高，捐少的主矮。
宾兴田的来历也是地主捐起的，田散在全县各堡，多数仍由原主管理，年交收获之五成与县城宾兴祠。
宾兴祠在各堡设有分局掌管田产。田产的用途是作为乡试、会试的路费及中了举人、进士的奖赏(主要还是作为乡试路费和乡试奖赏)，奖赏的别名叫做“花红”。县宾兴祠年可收千五六百石谷租。
乡试(省考)每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举行。每届寻乌试考的一百多人，每人路费二十四元，中了举的有花红百多元。
宾兴祠内有百几十块木主，写的都是出捐的豪绅们的名字。科举废后，凡在赣州第二师范毕业的，每人发参观费三十元，使他们好往江浙一带参观。此外，往外国留学的也曾津贴过一回，一个留学日本的给了三百六十元。县城办简易师范及高等小学，即是用的宾兴祠的经费。
建筑学宫也是地主捐钱，因此也如尚义祠、宾兴祠一样，起了一个“好义祠”，纪念那般捐主。后头祀孔经费又捐了千多元，是款子不是田地。
学租是各姓地主捐集，为奖励本姓考功名的子弟的，姓姓都有。如篁乡古姓有学租一百石，车头邝姓有二百多石，至少的也有几十石。此外城区有“薪水会”，各区也有。各区普遍地有“文会”，性质同是奖励取功名，但系一种地方形式，由几姓或一区集合起来的。还有篁乡古姓某地主(古柏的祖父)捐出一百石租起个“尊育堂”，却是奖励全县读书人的，算是一个特别形式。
总计教育方面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四，占全部公田的百分之十。
至于公益性质的桥会、路会、粮会的土地，数亦不少。不但大桥、长桥有会，村落小桥也往往有会。有会就有田，都是地主、商人捐起的，目的是修理桥梁。起始钱少，逐年放债堆积起来成了大数，置买田地。每年十二月算数、敬桥神，名之曰“做桥会”，捐主都来吃一餐，吃了之后还分猪肉，所以桥会实在是个剥削机关。桥会大的有八千元，田产每年收租五百石，那就是留车的浮桥。小的有二三石租的，乃是很小的小桥。
路会不多，会田也少，全县不过十大几个(十五个以上叫十大几个)路会，每个路会不过收七八石谷。为什么桥会发达路会零落呢?因为路烂了修补易，不修补也不至于完全不能走人，桥则不然。
粮会也少，全县不过几个，如篁乡的严姓，大田的梅姓，车头的邝姓，吉潭圳下的刘姓，各有一个，各有些田地。多的如车头邝姓粮会有五百石租的田，原是“军田”，现充粮会。粮会的作用是代替一族人完粮，抵制政府向族内各家迫粮。各方敲榨，各人不利，故斗钱成立粮会，或由各小公出钱斗成。有了粮会，法警只找粮会一处，免得各家受害。没有粮会呢?法警来了，脚钱多过粮钱，逾限不完要算利息，利又非常之重，因此起个粮会。粮会起始钱也不多，也是逐年放利积起来的。
总计公益方面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四，占全部公田的百分之十。
(四)个人地主
a大地主
以上说了公共地主部分的土地，再说个人地主部分的土地。个人地主土地在全部土地中占百分之三十，比公共地主土地要少。个人地主土地中又以小地主(收租不满二百石的)土地占大多数，中地主(收租二百石以上但不满五百石的)土地次之，大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上的)土地最少。
全县共有八个头等大地主，如城区的刘土垣，篁乡区的罗含章，南八区的谢杰、邝文荣，双桥区的梅洪馨，兼三区的潘明征(绰号“屎缸伯公”)，澄江区的林朝官、王菊圆，收租都在于石以上。其中最大的算“屎缸伯公”，他是兼三区的项山堡人，连田地、房屋、山林、牲畜及他在吉潭圩上开的药店、杂货店，共计价值三十万元，田地收租一万石左右。他是全县豪绅的领袖。民国初年他的第三个儿子潘梦春(是个文理不通的脚色，没有考过科举，也没有进过学堂)做过县财政课长(国家财政)。民国六七年他的大儿子潘奕仁(是个秀才，粗通文理)做过三年县财政局长(地方财政，管理考棚、宾兴、牛捐、赌捐、护商捐等款)。民国十三四年潘梦春又做全县保卫团总公所长，统辖七区保卫团，全县实权都在他手里。他在总保卫团任内为了要钱用，同时北洋军阀邓如琢[27]部队到县要军饷，发了许多纸票，使用了几个月，被一个中地主叫赖翱虚的在省城一状告了他，才停止了。民国十五年国民党势力来，他就失势，但他立即和原来带资产阶级色彩的、这时已经和地主妥协了的新寻派结合，当上了国民党县党部委员。今年三月豪绅们把县长胡泽凡推倒，他就上台做县长，红军到来他才跑往武平。他有七十多支枪，被武平钟少奎收编去了。刘土垣算第二个大土豪，但不活动，是个中学毕业生，在县里没有权。谢杰，江西陆军学校毕业，做过赖世璜的师长。现在上海组织什么赣南钨矿会，争钨矿自办加入改组派[2]，组织“江西自救会”，出版《自救日报》，反对蒋介石。对于“剿共”，呼号甚力。王菊圆，赣州第四中学毕业生，澄江方面很有势力，和流氓很要好。他在澄江圩开三个店，做水货、杂货及鸦片烟贩卖生意，店的后楼开个鸦片烟馆，让流氓们去吃不要钱，因此取得一班流氓对他的拥护。他嫖人家的老婆，别人若不识高低也去嫖时，流氓们就要给那个人以厉害的打击，有受这种打击弄得倾家荡产的。
寻乌千石以下五百石以上的大地主有十二个。曹善成(西厢田背)，收租五百石，祖父发的财，是个“老税户”[29]。丘树烈(西厢图合)，收五百石，无大用。他的儿子是个工程师，南洋大学毕业，到英国打过一转，现在天津什么锅炉公司当工程师。曹愿森(东厢)，收五百石，本城高小毕业，四十岁了，在东厢有权。黄甲宾(北厢长举)，收七百石租，国民党员。何子贞想利用他，他不出来。现在投机，向农民表示好意，要枪交枪，要钱出钱。他说:“国民党没有用，出了钱不能保命，出到苏维埃还可保命。”谢善德(三标鸭子墓)，五百石，读老书的，是个“山老鼠”[0]。王佛盛(水源?背)，五百石。儿子王维藩，北京朝阳大学毕业，国民党员，在外未归。蓝绍宗(澄江)，五百石，蓝死了，寡妇当家。曹国栋(吉潭)，六百石，从前称万户，造房子用掉一些，高小毕业，“屎缸伯公”之戚，与潘梦春合作。易展良(双桥区桂石下)，五百石以上，开头反动，田快被分掉，又罚去千多元，穷了，不反动了。赖鹏池(双桥区丹溪)，称万户，五百石以上，前清附生，老实得很，辫子还留着，但不反动。邝明经(南八区鸡子叫)，六百石，他的第四个老弟当白军营长，反动，全家走尽。陈万保(廷岭)，六百石，做猪贩，做烟土贩，开杂货店。他自己不反动，他的老弟是新寻派，和他共家，很反动。以上头等大地主八个，二等大地主十二个，共二十个，江西人所谓“万户”就是指的他们。为什么要把他们逐一列出来?为的要研究这个阶级的政治作用，不列出来便没有充实的例证。
为的这个理由，我们还要把中地主列出来，只是小地主为数太多不便列举。地主阶级中为什么要分出中地主，因为中地主的政治作用不但和小地主大有分别，和大地主亦显然有分别。
b中地主
（说明，老毛调查非常详细，将各个区地主对革命态度，收租状况基本列举出来，东方感到太繁杂，只是将南八区保留，供大家细。在寻乌县全县七区，共有中地主一百一十三个。）
南八区:刘篁先(龙图)，三百石，反革命，枪决了。刘添运(龙图)，三百石，反革命，杀了他一个儿子，屈服了。刘焕通(龙图)，三百石，被红军罚款千余串，现不反动。刘世滴(龙图)，二百石，前清秀才，反动派，全家逃走。刘振广(河角圩)，二百石，第三个儿子反动，跑了，其他不反动。刘梅荣(河角圩)，二百石，不反动。曾月辉(河角圩)，二百石，不反动，寡妇管事。曾路福星(河角圩)，二百石，有余钱，勾结叶匪，全家反动，跑了。陈二赖禾(鸡子叫)，二百石，他自己和他的儿子、侄子被红军枪决，很反动。赵芷香(车头)，二百石，老先生，过去有点子“劣”，不反动。赵赞杨二(车头)，二百石，全家反动，跑到?坊炮楼里去了。他是赌博鬼，祖父发的财。赵?二(车头)，二百石，老实，兼做生意，在车头开华兴店，今年第三次四县会攻时店被烧了，他的父亲被杀，不反动。赵应华(车头)，二百石，过去是万户，分了一半给他四个儿子，余一半归他两公婆，“坐灶子”(把家分拆，自己留一份，叫“坐灶子”)，不反动。他的余积是临时分给他子女比较多的儿子。温赞标(青龙)，二百多石，高小毕业，不反动。钟文发(珠村)，四百石，兼做盐米生意，祖父遗财，不反动。钟斑三(珠村)，三百石，祖父遗业，他过去曾赌博，有时会做和事佬，不反动。钟继善(珠村)，二百石，梅县中学读书，参加革命，在红军十一军五纵队工作。钟大面六(珠村圩)，三百石，老税户，赌博，反动，全家走尽。钟咏柳(珠村圩)，二百石，东洋留学生，做过武穴警察局长，在本县做过一等课员、承审员、实业局长，在谢杰部下亦干过事，南八区反动首领之一，逃到平远去了。彭子经(古坑岗)，三百石，前清秀才，本县五虎将之一，清末做过湖南凤凰厅巡检，民国时代又在本县做过财政局事务员，收过赌款，最近在团防队做军需股，每次清乡都参加。一个儿子彭秉彝，梅县中学毕业，新寻派，国民党员，做过知耻小学校长。全家反动极了。黎祖德(古坑岗)，过去是万户，做生意，做蚀了本，剩下三百石，全家反动，走了。彭宏云(下廖)，二百石，不大反动，开个杂货店在下廖村。彭宏权，彭宏云老弟，二百石，反动，跑往平远。彭锦汉(下廖)，二百石，兼做生意，开药材和杂货铺，死爱钱，不反动。韩佛仙(满坑)，二百石，兼做生意，又耕田，老实人，但亦逃到平远去了。钟奕材(林田坝)，三百石，高小毕业，祖父手里是万户，两家人分，过去不赞成革命，逃走，现自愿罚款，要求回家。钟丁四(林田坝)，二百石，祖父遗业，子弟也有耕田的，不反动，“怕共产”。钟树芬(林田坝)，二百石，他自己死了，老婆当家，罚款二百元，不反动。谢瑞琳(牛斗光)，三百石，医生，不承认罚款，逃走。谢肇凡(牛斗光)，二百石，新寻派，赣南中学毕业，做过保卫团总，最近做过靖卫团总，南八区革命胜利后，在反动县政府当秘书，是南八区反动首领之一。陈春荣(廷岭)，二百石，本人老实，儿子高小毕业，当白军连长，反动，全家走平远。陈六记(牛斗光)，三百石，在留车和牛斗光各开一个油盐米豆行，勾结叶匪，很反动，全家走了。陈忠俊(廷岭)，二百石，本人老实，他的儿子过去做过保卫团总，不反动。谢佩钦(牛斗光之枫树岗)，四百石，是个高利盘剥者，很多赌贩向他借钱，他的儿子在新寻学校读书，反动，逃走了。陈安如(廷岭)，三百石，兼做猪牛贩，开火铺，罚了他的款，现在不见得反动。曾人升(莲坪)，三百多石，自己会耕田，赌博发财，不交罚款，逃走。钟星奎(珠村龙虎坑)，二百石，平远中学毕业，国民党做干事，南昌训政人员养成所毕业，新寻派的中坚分子，反动之极。
c大中地主对于生产的态度
收租二百石以上的中等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上的大地主，他们对于生产的态度是完全坐视不理。他们既不亲自劳动，又不组织生产，完全以收租坐视为目的。固然每个大中地主家里都多少耕了一点田，但他们的目的不在生产方法的改良和生产力的增进，不是靠此发财，而是为了人畜粪草堆积起来了弃之可惜，再则使雇工不致闲起，便择了自己土地中的最肥沃者耕上十多二十石谷，耕四五十石谷的可以说没有。这种地主家中普通都是请一个工人，只有“万户”以上的大地主而又人丁单薄的方才请两个工人。为使工人不致“闲嬲”(“嬲”，当地读廖，“东走西走”或“玩下子”的意思)，除开做杂事外，便要他耕点田。
d大中地主的政治思想
大中地主的生活，依寻乌状况分为三种情形:
第一种是新的，即接受资本主义影响多的。他们的生活比较奢华。他们钱得松，他们什么洋货也要买，衣服穿的是破胸装，头也要挥一个洋装。派遣子弟进学校也颇热心，或者自己就是中学等类学校毕业的。这种人在地主阶级中比较少，而且是在接近河流、接近市场的地点才有的，多半他本身就兼商人，澄江的王菊圆就是好例。
第二种是半新不旧的。他们赞成一点“新”，但随即就批评“新”的坏处。他们也办学校，也做教育局长，但他们办的学校是****的。做教育局长是为了拿到一种权，可得到一些钱，而不是为了什么“开通民智，振兴教育”。但历来的教育局长多半是他们做，第一种人太新了是做不到手的。他们的生活介在节俭与奢华之间。他们人数在大中地主中占着大多数。守旧是地主的本性，这第二种人为什么也要半新不旧地随和时势一下子呢?完全为了争领导权。因为不如此则领导权就会完全被民权主义派即所谓“新学派”的人争取了去，所以他们有摇身一变的必要。却因他们的经济关系还是在一种封建剥削的状况中，所以他们仍充分表现地主性，那种革新只是表面的。城区的丘伟伍，兼三区的潘奕仁，澄江区的谢嘉猷，就是这个阶层的适例。
第三种是完全封建思想封建生活的，他们的住地是在与河流及市场隔?的山僻地方。他们始终希望恢复科举。他们完全是帝制派，他们欲以帝制主义来打倒民权主义，恢复他们的政治领导，挽回那江河日下的封建经济的崩溃形势。他们的生活很节制。他们至多挥个光头，有些仍是?去额发一二寸。
这种人（第三种，东方注）在大中地主中依寻乌说是占着少数，双桥区(大田)的梅洪馨就是适例。大中地主阶级中新的占百分之十，半新的占百分之七十，全旧的占百分之二十。但所谓新的，是说他们走向资本主义化，不是说他们革命。大中地主阶级的全部都是反革命。
还有一种情况要说明的，就是大中地主阶级的新旧，不仅是以地域的原因(河流与山地，近市与远市)而形成，还有以年龄的原因而形成的。一家之中，老年人多半守旧，少年人多半维新，中年人就多半半新不旧。这种年龄的原因即是时代的原因。老年人受旧制度熏染最深，同时他已行将就木，也无能力讲新，所以只得守旧。少年人受旧制度熏染浅，同时不维新没有出路，所以他们比较不顽固些。中年人则介在二者之间。举一个例，大地主“屎缸伯公”是很顽固的。他的儿子便主张办学堂，但办出来的学堂却是半新不旧。他的孙子则往广州，往上海，往北京，往英国，有六七个出外读书，研究所谓“新学”的。不过无论怎样研究新学，依然是彻底的反革命。“屎缸伯公”的孙子潘作琴在英国医科毕业回来，现在汕头行医，称汕头西医第二个好手，每天收入四五十元，每月能收千多元。他初回国时，寻乌教会医院出千二百元一年请他，不肯就，因为他在汕头的收入更要大。
e小地主
小地主(二百石租不满的)数目更多，以地主全数为一百，则大地主(租五百石以上)占百分之一，中地主(租二百石以上的)占百分之十九，小地主占百分之八十。大地主人数很少，在全县不显特别作用。
中地主是全县权力的中心，他们的子弟许多是进中学校的，县政权如财政局、教育局、保卫团等也是他们抓到的多，特别是祠堂蒸尝费用[2]几乎全部在他们掌握之中，小地主及富农是很难过问的。但是小地主在地主阶级中是占着绝对大多数，而且显出下面的特点，即:
(一)做小生意的多。他们开小杂货店，收买廉价农产物候价贵时卖出去，大概百个小地主中有十个是兼做这种小买卖的。中地主虽也有做生意的，而且他们一做生意就比小地主做得大，但他们做生意的成分比较很少，即中地主多半还在一种封建经济的领域中过生活，不如小地主商业化得厉害。
(二)特别表现小地主商业化的，还有他们派遣子弟进学堂一事。小地主子弟进初等小学是全部，进高等小学也几乎是全部，至少十家有八家，进中学的亦十家有三家。这个阶级接受新文化的形势是比哪一个阶级要快要普及。
他们在全般政治生活中是受中地主阶级统治的，即是说他们是没有权的。他们革命的要求在初期革命运动中却表现很迫切，革命的活动亦很猛进，寻乌的合作社派(即中山中学派)的运动，就是代表这个阶级的运动，而和他们对抗的新寻派(即青年革命同志会派)的运动，却是代表中地主阶级的反革命运动。为什么小地主阶级接受资本主义文化即民权主义的革命文化如此之迅速普遍，他们的革命要求与活动如此迫切与猛进呢?则完全是因为他们这阶级的大多数在经济上受资本主义侵蚀和政府机关(大中地主的)压榨(派款)，破产得非常厉害的原故。
由这两个阶层(小地主与大中地主)的斗争，引导到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斗争，即代表中等地主而多少带了资本主义倾向的新寻派，日益与大地主妥协结成反革命战线，而代表小地主带着革命民权主义倾向的合作社派，日益接受无产阶级意识的指导，与贫民阶级结合起来，形成近来的土地革命斗争。
上面所说的小地主，不是说小地主的全部，只是说他们的一部分。普通所讲的小地主包含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从所谓老税户传下来的，这一部分的来源多半是由大中地主的家产分拆，所谓“大份分小份”，即由大中地主分成许多小地主。这部分的人数在整个地主阶级中占百分之三十二。依他们的经济地位又有三种分别:
一是年有多余的，人数占地主阶级总数百分之零点九六，他们在斗争中是反革命的。平民合作社派中的刘鸿翔、赖世芳、刘瑞标就属于这个阶层。他们都是合作社社员，三二五暴动中以及失败后，就陆续表现反革命了。
二是一年差过一年，须陆续变卖田地才能维持生活，时常显示着悲惨的前途的。这一部分人数很多，占地主阶级全数百分之二十二点四。他们很有革命的热情，寻乌平民合作社派人物的大部分都是属于这个阶层。如死去了的斗争领导者潘丽(**县委书记)、刘维炉(三二五暴动时革委会主席)、刘维锷(**区委委员)等，现在的斗争领导者古柏(**县委书记)、钟锡?(红军营长)、黄余贵(**区委书记)等等，以及没有参加合作社后头参加革命的，如梅汝黄(红军大队政治委员)等，都是这个阶层里头的人。
三是破产更厉害靠借债维持生活的。这一部分占地主全部百分之八点六四，他们也是革命的，有很多人参加现在寻乌的实际斗争。以上说所谓老税户破落下来的小地主，它的第二、第三部分一般说都是参加革命的。以合作社社员来说，有三十个中学生，一百个高小学生或小学教员，都是过去或现在参加革命的，都属于这两部分破落的小地主阶层，尤以第二部分为特别多。
普通所讲小地主，除上述老税户部分外，另有一个占地主全数百分之四十八的不小的阶层，那就是所谓“新发户子”。这一个阶层的来历，与从老税户破落下来的阶层恰好相反，是由农民力作致富升上来的，或由小商业致富来的。
这个阶层是在一种“方新之气”的活动中。他们的经济情形是一面自己耕种(雇长工帮助的很少，雇零工帮助的很多)，一面又把那?远的瘦瘠的土地租与别人种而自己收取租谷。
他们钱得很大，吝啬是他们的特性，发财是他们的中心思想，终日劳动是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粮食年有剩余，并且有许多不是把谷子出卖，而是把谷子加工做成米子，自己挑了去大圩市，甚至去平远的八尺等处发卖，以期多赚几个铜钱。他们又放很恶的高利贷，很多是“加五”(即百分之五十)的利息。放谷子出去，压迫贫民“上档量本，下档量利”(上档下档即夏收冬收)。他们又放“捡谷钱”和“捡油钱”。什么叫做捡谷钱?趁着青黄不接时候，以钱捡与农民，到了收获时候以谷还与债主，大概捡给两块钱，就要在收获时还一担谷，而那时谷价常常值得四块钱一担了，这是一种对倍利。捡油钱也是一样，多属对倍利。所有放高利贷，差不多全属这班新发户子。
大地主、中地主放债也是放的加三利，加五利非常之少，捡谷钱、捡油钱可说没有。还有更凶的“月月加一”利，即见月还利百分之十，一年便对倍有过。这种借贷都要抵押品，并且要借一种“会”做面子，如“订同会”。还有“印子会”，是月月加一，利上起利，比订同会更厉害。这些都是大中地主所少做的。前清时候放恶利的比较少，民国以来放恶利的渐渐加多。“现在人心更贪了”，就是贫民对于高利贷者含有历史意义的评语。
“今个人，人心较贪了咧”这个话，在寻乌贫民群众中到处都听见。这班新发户子钱既得大，更不肯花费钱米抛弃劳动送他们子弟去进学堂。所以他们中间很少有中学生，高小学生虽有一些，但比破落户阶层却少很多。
至于破落户阶层为什么进学堂的多，就是因为他们钱得破些(因不是他经手赚来的)，而且除了靠读书操本事一条路外，更没有别的路子可以振起家业，所以毕业生就多从这个阶层中涌了出来。上面所说那种所谓新发户子的小地主，在有些人的说法却不叫小地主，而叫它作富农，即所谓“半地主性的富农”。这种半地主性的富农，是农村中最恶劣的敌人阶级，在贫农眼中是没有什么理由不把它打倒的。
(五)富农
另有一种比较富裕的农民，在普通说法叫他们作自耕农或中农的，实际仍是一种富农。前边所谓“半地主性的富农”，则不叫作富农而叫他们作小地主。贫农群众便是作这样法的。
这种所谓比较富裕的自耕农或中农，许多人不主张在斗争中打击他们，理由是他们没有半地主性，他们的全部出产都是亲自劳动不是剥削他人来的。其实在贫农眼中，他们仍是一种特殊阶级。他们除不租田给人耕种外，一样是高利盘剥者，因为他们有钱余剩，他们有多余的土地。他们在自己农产物上面加工，如使谷子变成米子，自己挑了出卖。他们还做些小的囤买囤卖生意。他们供着猪子、猪条子或大肉猪。
以上这些都是与半地主性的富农一致，而与自足的中农不相同的。因此，土地斗争一发展到群众的行动，便有大批的贫农唤着“平田”和“彻底废债”的口号，就是对付这种富农的。**如要阻止贫农的行动，那末贫农就非恨**不可了。因此可知，不但打倒半地主性的富农是没有疑义的，而且平富裕自耕农的田，废富裕自耕农的债，分富裕自耕农的谷，也是没有疑义的。必须这样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这是农村斗争的重要策略之一。只有富农路线的机会主义者，才会站在这个策略的反对方面。
(六)贫农
――贫农中的四个阶层――
什么叫做贫农?我们简单回答道:不够食的叫做贫农(不够食的原因是受剥削，那不待说)。但这是一个普通的说法。若从贫农里头再加剖解，便知贫农并不是一个经济地位完全相同的整一的阶级，他里头有四个不同的阶层。
第一个是半自耕农。他们是不够食的，因为他们的土地不够使用。他们须从地主那里租来一部分土地，完了租去，自己又不够食了。但他们在贫农群众中则是最好的，因为他们不但有牛，有犁耙，多少有些活动本钱，而且有一个表现他们的特点的，就是他们自己有一部分土地。这个阶层占农村全人口百分之十点五，在贫农全数中则占百分之十五。
第二个是佃农中之较好的。他们有牛，有犁耙，也多少有些活动本钱，但没有一点土地。他们的特点在于有牛，大多数有一条牛，极少数也有两条、三条牛的。他们比半自耕农穷，即比半自耕农更不够食，但比别部分贫农却要好些。这个阶层占农村全人口百分之四十二，占贫农人口百分之六十，是农村中一个最大的群众。
第三个是佃农中之更穷困的。他们同样无土地，他们虽有犁耙，但多窳败，虽也有几个本钱，但是很少。他们还有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他们不是每家有牛的，他们是几家共一条牛，或有一条牛，却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地主为了节省饲养费交给他饲养的，他只能在一定条件下使用一下子这条牛的劳力，寻乌所谓“只能定得一爪子”的就是指这种牛。这一个阶层之不够食的程度比上举两个阶层都厉害。他们占农村全人口百分之十点五，占贫农全人口百分之十五，是一个与半自耕农相等数量的群众。
第四个是佃农中之最穷的。他们除没有土地之外，还没有一点本钱，借米借盐是常事。他们又没有一点牛力，农忙时节，候别人把田耕过了，然后同别人(那些亲戚家族们)借了牛来，或租了牛来，耕那数亩用重租租来的瘦田。他们虽然有犁，但没有耙，因为打一架铁耙要好些钱，他们力量不足办此。这一个阶层占农村全人口百分之七，占贫农全人口百分之十，是一个并不很小的群众。他们衫很烂，要讨来着。三餐饭两餐食杂粮(粟板呀，番薯片呀)。做米果卖，砍柴火卖，挑脚，就是他们添补生活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