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些话不过只是败犬的悲鸣罢了，北洋水师成军已经很有些年头了，而国内水师学堂的兴办则还要早得多，其实早已不再缺乏一般水平（到中国来冒险的西方人当中很少有真正的技术专家，否则他们在本国就可以混得很好，又何必来东方冒险？）的技术人才，腾出那么多位子后还能多安排几个还在待业的水师学堂毕业生。

对此最高兴的莫过于严复，虽然此时的他已经辞去了天津水师学堂总办一职，但对于那些昔日的弟子仍然十分关心。

因为一直得不到李鸿章的重用，严复早就有了辞官的念头，但因为始终没想好自己辞官之后该干什么，历史上严复迟迟都没能下得了这个决心。

而在这个时空，严复遇到了李晖，随着这一年多来的相处，一向心高气傲的严复终于完全被李晖的远见卓识与奇思妙想所折服，而李晖也很钦佩严复广博精深的学问和不耻下问的好学态度，而同样的忧国忧民之心更是产生了共鸣，两人因此成为了忘年交。

有了这样的关系之后，李晖跟严复更是无话不谈，甚至就他连对李鸿章的不满也不再掩饰，其中他对于教育问题的看法立即就引起了严复的共鸣......

虽然李晖知道背后议论不好，但一年来他对李鸿章的功利短视和谨小慎微已经忍无可忍，不找个人说出来实在是受不了，“洋务运动搞了这么多年，但中国跟西方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增大了，特别是李中堂主持洋务以后，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想问题是出在对教育的态度上，西方列强之所强大，无非是依靠着先进的武器、发达的工业和优秀的体制与国民素质，其中无论是哪一样，都离不开近代教育。当年普法战争之所以最后普军大获全胜，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当时的普鲁士拥有更加优越的国民教育体系，基层官兵的素质明显比法国人高出一筹。日本人以德国为师，首先学到的就是重视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这二十余年来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别的不说，光是超过咱们两倍的征税效率和总兵力达到十几万人的近代化常备军，就足以说明一个新兴的列强正在崛起。而‘我大清’搞的所谓“洋务”，这些年里不过送了百十个人（其中还包括自发的）留洋、同时在国内办了几个、顶多十几个学堂而已，绝大部分精英还是继续读着对于富国强兵毫无意义的四书五经，国内满打满算也才几千个接受了近代教育的人士，其中能够算得上合格的近代人才恐怕也就几百位，这么一点力量就连一家大型的工厂都填不满，还想改变整个中国的面貌？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而且即便是如此步履蹒跚的中国近代教育，在咱们那位急功近利的李中堂主持洋务以后，也很明显地受到了忽视。就拿海军来说，机器局建了不少、军舰买了不少，但学堂呢？以前是一个，现在是两个，而且几道你是天津水师学堂的总办，应该最有发言权，你来说说，这天津水师学堂，在培养人才方面，能跟当年的福州船政学堂相比吗？”

“其实论师资和设施，天津还是要强过福州的，但是生源就差多了，关系户太多，打不得、骂不得、开除学籍更不要想，有这么多的问题学生在，好苗子也很容易被带坏了，最后的成材率跟当年的福州船政学堂自然就完全没法比了......”，严复叹了口气道出了心中的苦水，他并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之所以一直想要辞掉学堂总办的职务，也并不纯粹是嫌弃官卑职小，掣肘太多无法尽展所长才是关键，“而且天津就在京城左近，有无数只眼睛盯着，哪怕是一点细微的改革都可能会引来朝中言官的弹劾，而官办学堂又很容易卷入官场上的倾轧，要不是每届都多少还有几个不错的好苗子，我生怕自己走后他们被耽误了，这水师学堂总办的位子，哼哼，你以为老哥哥我真的有多么稀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