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方法只是实验室中用天然氯化铵为原料制得氨气后，才获得了成功，干馏生物原料制取氨气，还有大堆复杂的设备都还没有着落，要成功获得工业化的高纯度纯碱，还要研究很长时间。

这个制法制取纯碱，要用到大量的盐，用现在的煮盐法制出的高价盐作原料显然不合适。

想到这个食盐，朱伟迪又动了下早就存着的改革盐政的心思。

大明按户籍纳税的七千多万人口，每年不算私盐，盐产量是6亿斤左右，（一斤折合现在596克），这样大量的盐，盐税最多时却只收上来250万两白银。而天启六年，一年盐税也就五十万两多一点，这样的情况下，管盐政的官员们还在要朝廷减盐税免除百姓负担。

历史上的那个二货少年崇祯，在崇祯元年，就直接在东林党的文官们忽悠下把盐税减到了只收上20多万两，他都要穷死了还断自己的财源，完全是作死。

朱伟迪在上台后专门研究过一阵子的盐政，查过不少的历史资料，发现：户籍人口六千万的北宋，年盐产量远不及大明，收到的税却有1200万贯左右，比大明不知高了多少倍。而北宋一斤盐差不多是50文左右，而大明朝一斤盐差不多0.3到0.4两白银（《续文献通考》卷20，《征榷·盐铁》），折合300文钱，盐的零售价大明比北宋还要贵。

朱伟迪不是傻子，很快明白大明盐业的利润都让大盐商与官员们吞了，朝廷只能喝到了一点点的汤水。

这么高的盐价坑苦了天下百姓，朝廷却没得到什么利益，朱伟迪倒是很想把大明的盐专卖制度废去。

不过，经过上一次那借贷记账法事件后，朱伟迪现在要变革制度时不会再拍拍脑袋就做决定。对改革盐政这件事，细想了下很快明白文官们绝对不会同意，只得果断放弃。

把玻璃烧出后，朱伟迪一直想要的化学仪器很快便有了着落。当然，他是不会去让工匠们直接凭借经验去吹，那吹出来的东西形状和大小都无法统一。

他翻过技术史，记得玻璃的直接模型成型技术。这种技术也只是需要一个概念，只用把熟铁打造成两半对开的烧瓶、曲颈瓶与试管等各种容器模型，沾起玻璃汁往里面吹，成型之后打开模子，切齐瓶口，再用东西打磨掉因为模子接缝而形成的细线，这就成了。没有任何技术障碍，吹出来就是各个规格完全统一，完全标准化的瓶子器皿。

朱伟迪希望的化学实验器材也初步到位，只是玻璃的热处理技术还不到位，想要做出能放在酒精灯上烧的，还需要下功夫研究。

有了玻璃自然是要造镜子的，现在的玻璃虽说有点贵，但是再怎么也比青铜镜要便宜得多。

朱伟迪也懒得去用水银贴锡法，那种方法太慢，贴锡要一个月，工人们还要忍受充满水银的有毒环境，他自然是要研究出更好的银镜反应法，银镜反应法，唯一的技术难点就在葡萄糖溶液，那个倒是有点麻烦，用盐酸处理淀粉，工艺流程很多，还需要慢慢研究。

玻璃制造成功后，朱伟迪最关注的自然是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显微镜的镜片磨制却是一直都没有多少进展，朱伟迪去过问了一下后很快发现自己又做傻事了，他这想起早期的半手工磨制技术是造不出倍率较高的显微镜镜片的。

显微镜发明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倍率都非常低，唯有列文虎克才能做出直径为2～4毫米、放大倍率高达120～270倍的单一镜片，并以之观察一微米大小的微生物。但是他对于自己的造镜工艺始终保密，而他也成功地保密了250年之久。

实际上，所有人都认为列文虎克在磨制超薄型镜片上有独特天赋，又下了苦工。很长时间以来，欧洲所有制镜专家学者无不在向虎克学习，始终走打磨路线，没日没夜地磨镜片。直到1950年左右，一个美国人才戳穿了虎克的秘密——列文虎克的镜片，根本不是用磨出来的，以19世纪中期以前的技术，也不可能磨的出来。

列文虎克制造显然镜的方法也不难，让玻璃工坊的玻璃匠先烧制一根细细的玻璃棒，就是中学化学实验中，学生用来搅拌烧杯的那种东西。然后手持两端，把中部在火焰上烤软，再拉成两半。此时，原本中间的部份就变成细长的样子。然后，再把这细细的一端斜着拿到火上仔细烧烤，此时融化玻璃汁就会顺着这半截玻璃棒流下来，直到尖端的时候，就会凝成一滴泪滴似的玻璃珠。

虎克的显微镜片完全是靠重力和液体表面张力等形成的凸透镜，实际上完全没有任何打磨工序。根据同样的原理，还可用烧细拉伸但并未烧断的玻璃棒，以夹具夹住两端烧烤其中间部份，经由巧妙的角度与时机调整来烧烤其中央使之半液化，以制造各种形状的透镜。虽然这没法解决色差的问题，但是制造速度非常快，并且成本极低。

想要随心所欲造出各种凸透镜，需要相当的经验。但是这种制镜方法不需费时打磨，工匠可以在短时间内不断尝试，积累经验的速度快，估计很快便会有成效。

朱伟迪也清楚，玻璃烧制技术也不是已经没有改进的余地了，普通玻璃折射度不够，并不是很适合做望远镜和显微镜，要造好的光学器材，还是需要光学玻璃。

光学玻璃具体如何造，朱伟迪就不是太清楚了，他只记得要加入适量的铅或是铅的化合物，要隔绝火焰在密闭的容器中制取，这样才能避免煤中的硫与铅反应影响玻璃质量。光学玻璃中要添加多少铅之类的技术问题，也只有让工匠们慢慢去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