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正臣来杭州了。客观地说，何正臣这人，除了那些后人的杜撰，何正臣一生，于史上并无污点。即使在“乌台诗案”中，与他一起的三驾马车的李定和舒亶，在历史上，除了“乌台诗案”，三人在历史上均无污点。相反，在廉洁、自律、爱民、官品等方面，均强于苏轼。

旧党抨击李定，也就是说他不孝。说他“母死不守孝”，这实在是很莫名其妙的事。母亲失踪了二十多年了，李定连自己的生身母亲是谁、在哪里都不知道，他怎么守孝？李定其人，也许也是因为出身的关系，他对宗族、下人、穷人甚好，从不辱骂，时有举救、周济、帮助、援手之举。他基本上把自已所有的财产和俸禄，都用于慈善事业，以至“分财振赡，家无余赀”。李定生前，也不钻营，故，死之日,诸子皆布衣。这里，不谈政治，撇开“乌台诗案”，李定与苏轼的人品、官品，高低立分！而李定的“不孝”之陷诬也不攻而破。相比之下，一个以吃喝玩乐、宿鲳嫖妓为乐事、为常态的苏轼，差人家太远了。只是，灭宋的元相脱脱在编撰《宋史》时，当然不会倾向于清流的正人君子，当然会用戏谑的目光，俯视着亡国的奴才们及这些奴才的先师们和传承者们，侃一侃，他们如何在风花雪月中，如何自我腐烂。

要说旧党们因李定的“不孝”而义愤填膺、怒不可仰。那么，“乌台诗案”中的另一位，舒亶，他可谓是至孝之人了。在他任地方官的时候，他曾亲手杀死了一个殴打自己母亲的人，对此，反对派夸奖过他吗？没有！所以，批李定“不孝”不是因为李定不孝，而是因为他是自已的政敌！

何正臣在“乌台诗案”之后，也有受到不少压力，说自已附炎趋势，构陷同事。冷嘲热讽中，无意党争，却被深深卷入。现在，很莫名的，自已明明在洪州当知州。怎么就成了去杭州的钦差了呐？当钦差就当钦差吧，偏偏又让自已去查自已的老对手苏轼。上一次“乌台诗案”的羊膻味还没散尽，这次，得千万小心；这次就我自已一个人，别看着旋涡好奇，一头给栽了进去。

何正臣来了，苏轼虽然对这个宿敌很不感冒。但是，说起来，起步，彼此都是25岁时走上仕途；现在，彼此都是知了一州。而且，人家好歹从小有个神童的光环；现在又是奉旨办差，是来查自已的钦差大臣，所以，好吃好喝的上，好说好话的上，美女俏妇的上，铜钱银子的上。

苏轼知道，从御史台出来的人，都比较谨小慎微，也不喜铺张。但是，苏轼的观念与他们大不同。出门为官，没点好处谁干啊？就是大宋的宋太zǔ赵匡胤，为了让自已的臣子们安于享乐，别整天乱起歪心思瞄着那把龙椅。所以，从大宋开国起，太zǔ就鼓励功臣勋贵买地置宅，广造华屋丽邸，买妓蓄妾，享受人生。由俭入奢易，这个腐化人的传统一直被传承下来，因此大宋的勋贵大臣之家，一般生活都极为奢华。

常言道，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苏轼要这位宿敌，手短加嘴软。所以，钦差大臣何正臣一到杭州，惯会不在府衙中办公的苏轼，让人把何正臣带到了西湖边，带到了一个停靠着一条大官船的码头上。苏轼及一众部属和下人，在码头在恭候何正臣。

何正臣心里现在有火，朝中有那么多的官，为啥还要把我从洪州调来。何正臣心里现在别扭，自已跟苏轼不对付，这不瓜田李下吗？何正臣心里现在很为难，对于苏轼，我该从严还是从宽？何正臣心里现在不情愿，这，公事公办，议事干吗不在官衙在官船？

苏轼见何正臣一行抵达码头，人家现在是钦差，怠慢不得，就赶紧上前一步，拱手施礼：“何大人，千里迢迢从洪州赶来，辛苦啦！”

何正臣双手朝北一拱：“苏大人，客气了，当官办差，奉命调查，西湖之事，万望配合。”

苏轼：“何大人客气了，应该，应该，皇命大于天，圣上有旨，我等理应勤勉。那么，何大人，请！我们上船谈吧！”

何正臣：“苏大人，本官不明，你我议的是公事，你我也无甚私交，干吗要上游船叙话？干吗不在衙门办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