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宴结束后，汪主席另外有事情，晚上则单独安排了两个小时和杨少宗重新讨论下午的那几个问题，这一次，杨少宗谈的更为深入。

挟着世界经济学家的桂冠，杨少宗此时谈不上是肆无忌惮，至少也能畅所欲言，将他对整个宏观经济的长远发展和很多细节性的想法都说了一遍。

他对中国经济的建设理论还是很有特点的，那是就综合平衡发展，多积粮，缓称王，不一定要急于推进城市化进程，要增加大学教育和硬件基础设施的投资，不能因为经济发展了，国民生活水平改善了，就忽视党内廉洁建设。

执政没有任何问题，长期执政下去也不是问题，和新加坡不就是变相的长期执政吗？

关键还是要廉洁高效。

政府想要廉洁，权力缩减是当务之急，否则，再高薪养廉也没有用。

他的预测是如果任由国家垄断经济发展下去，垄断国企的浪费和贪污会更可怕，比公务员贪污浪费还厉害，所以，垄断经济主义这条路不能走，地方集权这条路也不能走的很彻底。

让自由市场经济发展下去，用市场的自由体制去运转，要让最好的人才都去按照市场机会去自行分配，政府在宏观调控要适度。

完全任由自由市场发展是不合适的，特别是房地产，政府的宏观调控必须紧缩。

对于基础建设，特别是物流这一块，政府的任务很简单，竭尽所能要将物流成本降下去。

归根结底，在中国的教育和高科技产业发展起来，在中国的高科技人才集中成长起来之前，中国经济的唯一优势就是劳动力低廉。

劳动力低廉的特征就是薪水低，靠低薪水去和外国企业竞争。

中国人有句古话叫不患穷，唯患不均，穷不是问题，就怕公务员、垄断国企员工和事业单位的收入高，贪污多，浪费大，那就会有大问题了。

所以，公务员越少越好，垄断国企越少越好，事业单位越少越好。

国家建设慢一点，gd发展的慢一点都不要紧，关键是步伐要坚定，一步步的走下去，不能乱，不能过快过热，要做到综合性的平衡发展，要在各个方面一起向前发展。

他首先就不赞成唯经济论，军事、教育、社会福利整个体系都不起来，光是发展经济，最终的下场不会比泰国好多少。

在农村经济政策上，他建议逐步减免农业税，政府税收少没有关系，更多的将空间放给自由资本即可，私立教育可以搞，私立医院可以搞，不要用政府的钱去搞高端教育和高端医疗服务。

他建议是通过联合社的方式重新发展土地集中经营的模式，要逐步让市场自由进行城市化，不能为了gd去加快，哪个学者说是要推进城市化来发展gd，这个学者就有问题，至少看问题太简单，太简陋。

土地承包权的转让、租借可以搞，甚至是必须搞，先从租借开始，让农民自由调节。

他也不赞成集中一切财力发展东部。

他的逻辑很简单，东部发展过快，收入必然要增加，全国收入差距还会进一步扩大，物价上涨，一部分人买得起，大部分人买不起，这叫什么社会主义，这叫什么和谐发展？

如果全国大范围增加收入开支，收入涨了，在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没有发展起来之前，中国靠什么来维持就业率和经济增长？

所以，中央在政策上一定要均衡，还是他的那一套思想，均衡发展，不要追求速度，有钱的省就少投入一点，没有钱的省就多投入一点，每个都是亲儿子，不要有任何的偏向。

不要去搞什么龙头经济，龙头多了，中央的控制力就弱了，地方就敢和中央叫板。

如果物流成本低，在中部建厂靠近原材料产地，实际出口成本差不多，物流成本越高，东部发展相对就会越快，全国不平衡。

实际上，杨少宗此时的经济理论和中国建设理论完全颠覆了老邓的那一套，但他还是积极大胆的鼓励新一代的领导人要有勇气推陈出新，要坚持搞一套新理论，要有自己的理论思想，要与时俱进，要建立自己的地位，不要盲目相信过去的老经验。

推出自己的理论，建立自己的地位。

这当然是好东西。

大家都想，可是，这个理论从哪里来？

杨少宗的“综合性的平衡理论”就是为此而来，他将这一套理论称之为“和谐发展观”，所谓和谐，就是钱不一定最多，但是大家都差不多，你一个月一千，我差点，但一个月也有八百，穷没有关系，咱们慢慢的一起发展，社会稳定，地区差距不能过大，阶层差距不能过大。

地区差异过大，必然会导致物价失控，全面加薪也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治标不治本，所以，缩小地区差异才是中国长期发展和持续保持国际竞争优势的关键钥匙。

要投资教育，搞私立大学，要把中专纳入义务制教育范围，逐步推出五年制大专的义务教育体系，要把工业人才的培养放在第一位，要坚定不移的走工业强国的道路。

汪主席还是很有兴趣，别的不谈，“和谐发展观”就是一个最好的东西，现在老邓不在了，老人差不多都走了，没有政治上的压力，新的局势变化又非常大，树立自己的思想理论指导经济建设和国家建设是非常有必要的。

原来约定谈两个小时，结果谈到了第二天凌晨。

这天晚上，杨少宗就单独领了一个特殊任务，他要负责将“和谐发展观”和“综合国力平衡发展论”落实成具体的文件、思想文稿，要做好体系性的研究工作。

完成这件事的同时，他要亲自带队去新加坡考察，参考新加坡的体制设计一套新的中国政策改革的新思路，有些东西不能照搬，别人叫廉政公署，中国就叫国家调查总局。

机构要裁减，大量的公务员要重新安置，怎么安置……毫无疑问，继续下海经商去，一大部分可以压入国企，然后跟着国企一起股份化改革脱离包袱。

事业单位要大幅缩编，不该由政府负担的都缩掉，比如说公路运营部门，这个可以股份化。

别人说股份化是为了效益，杨少宗说的更清晰——低工资，全国都走低工资的道路。

政府统管的面越小，特别是像下属机构削减掉，能股份化经营就股份化，能私营就私营，将整个资金的运营效率压缩到最高，中央财政就可以减掉1/3，地方财政节省的就更多。

中央保持几个原则，一，军队强大；二、国有资本运营收益率增加；三、政府廉洁高效；四、经济发展，国力增强，老百姓过的踏实。

只要做到这四点就够了。

……

第二天，杨少宗第一次来到中国国家经济研究中心上班，第一天来上班就是研究中心的主任……这倒不是什么稀奇事，前面两任也都如此，都是中央安排的空降，没有论资排辈的可能性。

这里不是讲资格，谁能让中央领导相信你的专业能力，你就是主任，你就要随时接听电话，在中央政治局有需要的时候解答所有专业问题。

假如政治局和国务院不对眼，双方有争执，你也不能说模拟两可的话，必须本着自己的专业立场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如果要有人来打马虎眼，那轮不到你，那不是你的工作。

因为最初是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直到现在，中国国家经济研究中心还是在社科院的大院子里办公，很简单的一栋民国时期留下来的老楼，下面设有十几个调研室，负责各个领域的专长研究和分析。

很多人都是82年就开始在这里工作，资质非常老，但是，早已跟不上时代变化的需要，前一段时间基本都划归社科院和中央财经政策顾问委员会，现在的国研中心空出了一半的位置，都等着杨少宗先去敲定名单。

半个月前，杨少宗决定挑起这份担子之前，他已经和唐葆华说的很清楚，他去可以，找两个人过来，一个是凡纲，另一个是陈锡华，但他也说了，不能靠他们分析关键问题，只是调过去而已。

真正的主要分析专家，他另外想办法聘请国际上第一流的。

他实际上也做到了，杨小凯、黄有光和斯坦福大学的钱印一教授已经同意过来任职，中旗投行的李海闻、李青葵研究员，以及旗州大学的林毅夫校长，旗州经济研究院农业研究所的所长肖爱华同样会过来。

这是他构建的一个基本班底，除此之外，他希望另外招一批新的研究生进来从事基础数据的分析工作，他甚至给索罗斯和克鲁格曼写了一封信，邀请他们过来担任顾问。

国研中心的环境还是很优雅的，就是办公室老旧了一些，老旧也有老旧的气氛，肃严庄静。

虽然国研中心按照副部级的待遇给杨少宗配了一辆奥迪和专人的司机，杨少宗还是习惯开他的切诺基，一辆纯银色质地的二代切诺基，时间总是在不停的改变着每一个人，不变的是他和萧薇之间的那些故事。

直到今天，他们还是无法忘记切诺基之情缘，杨少宗手上还依旧带着那枚49年版本的银白色表带的劳力士。

国研中心里空空荡荡，凡纲和陈锡华已经提前半个月过来，两个人正在走廊里抽烟，见到杨少宗进来都笑呵呵的打着招呼，能够沾光进入这个中国智囊阶层的最高殿堂，他们心里自然是非常喜滋滋的。

此时的他们还不知道，杨少宗让他们进来不是享受最高的国内经济学家的官方地位，而是来拆解过去二十年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