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愿闻高论！”孙元起非常好奇。

唐绍仪也不卖关子：“所谓治国，关键在一‘国，字。好比砍柴伐木，总要先知道砍什么样的木材，才好准备工具。如果是千寻铁松，你准备的是把柴刀，难免会无计可施;如果是连翘、黄杨之类的低矮灌木，你准备了宣花大斧，也未免大材小用。所以要想治国，先要明白自己想建成什么样的国家？理想中的国家与现实中的国家主要差距在哪里？当前国家最紧要的问题是什么？

“眼下清帝刚刚逊位，南北和谈初成，国家政体尚未确定，好比一张白纸有待英雄豪杰涂抹。此时正是百年难遇的良机，一旦错过，则噬脐莫及！贤弟或许不信，愚兄就举李文忠公所言为例。李文忠公不避劳苦，不畏谤言，眼光卓越，手腕敏捷，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独任，国家倚为重轻，是大清享国三百年少有的社稷之臣！但他晚年曾自言，终生所为不过是一裱糊匠的营生。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同治以来虽然陆续平定发匪、回乱，天下初定，民心思安，当时号称‘同光中兴，。但明眼人都知道这些不过是表象，大清经过康乾盛世之后一百多年的折腾，早已病入膏肓。好比是间破屋，由曾文正公、李文忠公等人东补西贴，居然成为窗明几净的干净屋子。如果遇到小风小雨，打破几个窟窿，随时加以补葺，还可勉强敷衍一段时日。如果遇到狂风暴雨，只能房倾屋颓，沦为丘墟。

“裱糊匠自然知道纸片下面是何等材料，也知道破屋随时有倾覆危险，却不敢越俎代庖替房屋主人拿主意，把屋子推倒重建。而且房屋主人对旧屋恋恋不舍总觉得还能支撑，心里也不愿随便拆建。裱糊匠只好听从房主的意见，尽力做些涂饰修补的活计，直到心力交瘁、油尽灯枯。这也是李文忠公晚年抑郁寡欢的原因。假如他要是生在立国之初必然可以垂范立极、百世沐恩，又何至于此？

“如今你我生逢其时，即便不能一言而决国家政体，至少可以否决许多不合时宜的建议，为国家后世造福。尤其是贤弟你，名声广布倾动朝野，一举一动天下瞩目只要提议建言，袁项城、孙逸仙也得虚心接纳，更应当认真思考自己想建成什么样的国家！”

自己想建成什么样的国家？孙元起下意识就想起了后世的中国体制。

尽管有无数公知、精英抨击这种体制****，造成资源枯竭、环境破坏、贫富差距拉大、人民权益受损等等等等，但谁也不能否认它所具有强大的威力！在这种体制下，改革开放三十年间gdp以每年接近于10％的速度增长，让中国成为世界同期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迅速超越法、英、德、日等国跃居全球第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民生得到显著改善，人民生活迅速摆脱了贫穷落后总体上进入了小康水平。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神舟飞天，嫦娥奔月，青藏铁路通车，高铁网络营运。一个又一个壮举无不彰示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指日可待！

清末民初，中国外有强敌，内有割据，人民生活困苦，科技落后世界难道和1948年、1978年不是站在一个起跑线上？既然后世的事实证明体制可行，为什么不能把它移植到1912年？

唐绍仪见孙元起沉吟不语，便劝说道：“百熙，这几个问题虽然看上去简单，但要把它们想通、想透，形成圆融自洽的体系架构却非一朝一夕之事。你也不用急于一时，反正时间还很充裕，不妨慢慢思量，争取形成既具有自己特色又符合当下国情的治国理念。”

见孙元起点头，他又接着说道：“至于治国的‘治，字，就是把当前国家最紧要的几个问题排好顺序，让内阁诸人拿出可行性方案，集中全国力量加以贯彻实施。比如现在你认为完成行政统一、推行议会共和制、普及义务教育、整理财政、完善军备、铺设铁路等几项比较，但究竟哪一项先执行、哪一项后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该如何调整执行情况？这些才是国家元首、地方长官需要认真考虑的。至于如何执行，那是下属们的职责所在，不必元首、长官事必躬亲。

唐绍仪所言听上去平实无奇，仔细琢磨起来却大有深意。比如现在孙元起执政四川，就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要把四川建成什么样子，也没有认真考虑过理想中的四川与现实中的四川差距在哪里。至于四川当前最紧要的问题，他想到了蠲免农民的赋税，想到了筹建工农业体系应对即将到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却好像诗人写诗似的，遇到什么灵感就写什么，没有一个长期的通盘考虑。

杨度是传统中国文化中的智谋之士，他或许想过如何纵横捭阖让川陕的利益最大化、如何远交近攻来吞并周边弱小势力，甚至可能想过把孙元起推上大总统宝座。但他却对未来国家如何发展，如何改善民生、振兴实业，如何铸造民族精神、实现民族复兴等重大问题没有多加考虑。在他看来，只有政治、军事上的问题才算真正的大事，经济、文化、思想上的问题根本不算问题，遇到了再解决也不迟。大概，这就是古代智谋之士与现代政治精英之间最根本区别吧？

半晌之后，孙元起才问道：“还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