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佩纶半真半假的恭维一声，可这恭维中总还带着些嫉妒。嫉妒的是其用人的大胆与不疑，眼前的李光泽可不就是明例吗？

相比之下，即便是作为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都深感不受任用的无奈，毕竟对于中堂而言。他需要权衡太多事务，若非这议政会成立也许他至今也不过就是府中的之幕罢了，相比之下，投奔武昌者，但凡有其才，又有几人不受任用？

“用人……”

沉吟着李光泽看着张佩纶似笑非笑的说道。

“这天下英贤北入北洋，南入湖广，相比之下，东北不过只是关外酷寒之地，非不得已英贤又岂有入东北幕府之说？如此一来府中自然人才紧窘。这用起人来，也就只有人尽其才了，人尽其用了！”

真真假假的一句话，从李光泽的口中道出时，张佩纶却是不禁感叹道，

“人尽其才，人尽其用，若是天下各地皆可如此，这中国的事情，又岂会落得今天这步田地！”

现在即便是于张佩纶的口中“我大清”也变成了“中国”。有许多事情都在潜移默化中发生改变，“中国”的称谓只是其一。实际上这种变化并非仅局限于利益使然的官场，同样的变化亦发生在普通民众之间，在《扬州十日记》等刊物的鼓动的传播下。一种有别于同乡之情的情绪在人们心底酝酿着，那就是民族主义思想的生成。

在人们的言中，“大清”正在被改变，就如同现在人们对剪辫子不再那般抵触，甚至于天津等地亦有百姓主动剪辫子一般，而无人再说什么“这是我大清的典仪所在”。非但如此。甚至就连同对“朝廷”的称谓也发生了变化。

“若是京城那边当真能做到人尽其才，人尽其用，你让内城里的那些个吃闲饭的闲汉该怎么活？”

李光泽冷嘲一声，他口中的“京城”便是所谓的“朝廷”，至于“闲汉”自然是那些吃铁杆庄稼数百年不事正业之人。

“不过，现在中堂大人可不就在这么做嘛！”

李光泽话锋突转，却让张佩纶一愣，在其诧异中便听他说道。

“这中堂大人令这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各府皆设的新式示范学堂，更命官宦及各地致仕官员子弟入校学习，实是令人佩服的很！”

这一声感叹却是发自内心的，过去于李光泽看来，北洋体系内复杂的裙带关系是限制其发展的根本原因，那是因为其在用人上重关系过大于重才能，若非如此那些留美幼童又岂会先后因不受任用，而往统监府或公司任职。

裙带重于能力非但是北洋的弊端，也是国内官场最大的弊端，再加之用人讲究论资排辈，如此一来人才自然谈不上人尽其用，其未来发展自然有限，所以其也就不足为惧，数年后，东北只需凭实力碾压入关夺取天下即可。

可现在李鸿章却靠着几所新学堂，把官员子弟都纳入学堂之中，令其尽弃八股文章，于学堂中学习新学，甚至就连同那教材都是特意派人往仁川取回的新式学堂教材，如此一来，将来直隶三省第一批接受新学教育的势必是官员子弟，他们与官场的联系又必会成为其助力，而待其成才之日，便是李鸿章能人尽其用之时，届时那北洋衙门中又焉有人会再借口种种对其加以打压——那时再行打压可是与同僚结仇生怨。

那位李中堂，当真是个真英雄，从古至今说到用人，大家至少都在明面上言道着“不计出身”，可现在到好，心知无力改变府中用人弊端的他却直截了当的把出身纳到了“新学”之中，成为其推行新政、新学的助力。虽说难免有一些人会抵触新学尽弃八股文章，可在“天下选官归于地方”的大势下，但凡稍有远见者都会明白，如若子弟能以李鸿章为座师，自生计无忧，官场通达，而无论是北洋预备学校也好，北洋大学也罢，甚至北洋高等中学的校长皆是由李鸿章出任。

那个日本的前东京大学校长加藤不过只是出了个主意，而李鸿章，尤其是眼前的张幼樵非但将其实现，更是进一步将其变得对自己更为有利，虽说其出任校长一事有效仿大帅之嫌，可李光泽所看到的却是北洋终于找到了一个打破用人困境，为暮气已沉的北洋注入新鲜血液的捷径，这才是最让人关心，甚至担心的地方。

“哎，崇山老弟，外人不知，你还不知？三级学堂看似巧妙，可实则学生不过数千人，绝不能与东北相比，大人这么做也是无奈而为之啊！若是不令他们把子弟送往学校，又会有谁读这新式学堂？就如同现如今那荣禄于京城所做之事一般，若不克扣旗饷，他又岂有银子练八旗新军，若不练八旗新军，又岂会有那些在旗青壮纷纷踊跃投军？”

今天他来这里是为了其谈论旗饷一事，还有八旗新军之事。而直到现在，张佩纶才借着话头将事引回了正路。

对于旗饷，东北那边最不关心，与关内八地各自担负百五万至数十万两旗饷不同，东北因其建省，朝廷既不助饷，地方亦不解饷，对此因不涉及到他们的利益，其对旗饷自然也就不关心了。

相比于旗饷，朝廷练八旗新军的事儿，反倒更让警惕，一镇八旗新军看似不多，可对只练了两镇新军的北洋衙门来说，这确实是个威胁，尤其是荣禄等人更是跃跃欲试的意欲编练第二镇新军。

这个朝廷啊……

“崇山老弟，你觉得这八旗新军如何？”(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