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宫室之美，无以复加。诚不愧为泰西大国之都也。今日亲至其国，方知其国势之盛，竞至于斯。”郭嵩焘想起一路上见到的伦敦街景，不由得感叹起来，“我大清与其通市二百余年，交兵议宽款又二十余年，始终无一人通知该国情事，熟知其语言文字者更是寥寥。今日得见陈公，诚幸事也。”

“郭大人可知，若说这英吉利国称雄七海，非仅船坚炮利，帆樯无所不到，其政教亦有过人之处。”陈廷轩说道。

“中国五千年政教，其遗留必有可观，正须与泰西相与比较，以考之其得失。”郭嵩焘说道，“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若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

“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因而国势日盛。”陈廷轩专心的和郭嵩焘交谈起来。

“陈兄久在海外，果然见识非凡，不愧为海外商民领袖。”听到陈廷轩说出这样一番极有见识的话来，更是肃然起敬，“依陈兄所见，天朝欲致富强，当下应从何处着手？”

“以不才浅见，在商言商，这当务之急，是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方之基。”陈廷轩说道，“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而不在国家也。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须知焉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

“陈兄所言极是。”郭嵩焘说道，“中国以农立国，外洋以商立国。农之利，本也；商之利，末也。此尽人而能言之也。人人视商为末节，时至今日。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据兴商务。安得谓商务为末务哉？”

“是啊！古之时，小民各安生业，老死不相往来，故粟、布交易而止矣。今也不然。各国兼并，各图利己，藉商以强国，藉兵以卫商。其订盟立约，聘问往来，皆为通商而设。英之君臣又以商务开疆拓，辟美洲，占印度，据缅甸，通中国，皆商人为之先导，欧洲各国，亦以通商为大径，以制造为本务。”陈廷轩说道，“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我中国宜标本兼治。若遗其本而图其末，貌其形而不攻其心，学业不兴，才智不出，将见商败，而士、农、工俱败，其孰能力与争衡于富强之世耶？”

“陈兄说的好啊！”郭嵩焘忍不住击节赞叹起来，浑没注意到旁边的刘锡鸿的一张脸已经拉得如同驴一般长。

其实对于这一次陪着郭嵩焘来拜访陈廷轩这位在英华商领袖，刘锡鸿的心里就一直憋着一口气。

在刘锡鸿看来，堂堂天朝钦使，奉皇命驻跸，却向商贾小民折节下访，本就有失体面，更何况，是这些流落海外不归“王化”的“天朝莠民”！

但是按官场的规矩，上官的话哪怕有错，也不好公开反驳，郭陈二人的这一番恳谈已然把他憋得够呛，以至于额头的青筋都跟着暴了起来。

“商以贸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相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坐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商之义大矣哉！”郭嵩焘接着说道。

“商务之盛衰，不仅关物产之多寡，尤必视工艺之巧拙。有以翼商，则拙者可巧，粗者可精。借楚材以为晋用，去所恶而投其所好，则可以彼国物产仍渔利彼。若有商而无工，纵令地不爱宝，十八省物产日丰，徒弃己利以资彼用而己。即今力图改计，切勿薄视商工。”陈廷轩注意到了刘锡鸿那张要多难看有多难看的脸，说道，“中国不乏聪明材智之士，惜士大夫积习太深，不肯讲习技艺，深求格致，总以工商为谋利之事，初不屑与之为伍。其不贪肥者，则遇事必遏抑之；惟利是图者，必借端而暗削之。于是但有困商之虐政，并无护商之良法。虽欲商务之兴，安可得哉？”

“是啊！中国自通商以来，未受通商之益，反受通商之害，究其原因，在于讲求商务之无人耳。推原其故，上在官司而下在商。官不能护商，而反能病商，其视商人之赢细也，为秦人视越人之肥膺，私真虽充，利源己塞。此弊之在上者也。至于商则愚者多，而智者寡；虚者多，而实者寡；分者多，而合者寡；因者多，而创者寡；欺诈者多，而信义者寡；贪小利者多，而顾全大局者寡；此疆彼界，珍域己分，厚己薄人，伎求无定，心不齐力不足，故合股分而股本亏，集公司而公司倒。此弊之在下者也。”郭嵩焘感叹道，“商人与官积不相信，多怀疑不敢应，固不如使商人自治之情得而理顺也。若于各府、州、县设之商务公所，由工商业者自行选举商董，毋恃官势，毋杂绅权，以使上下之情通，官商之势合，则利无不兴，害无不革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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