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武士阶层也在厉兵秣马。

作为武士阶层的领袖，近卫大都督西乡隆盛深感必须将武士组织起来，整合成一支强大的军队。

他派自己的弟弟西乡小兵卫，以及原萨摩藩的藩主岛津久光，在鹿儿岛集结士族，存储军用物质，并开设炮兵学校和步兵学校。

与传统的武士不同，西乡隆盛并不排斥枪炮，武士的内涵在于精神世界，而手中拿着什么武器并非关键。

鹿儿岛就是原来的萨摩藩，武士的力量最强，讨幕维新出力最多，相应的失业武士也最多，怨恨最深。

加上西乡隆盛在武士中的威望，废藩置县后，这里俨然成为武士阶层的大本营。

日本各地武士闻讯倍感振奋，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鹿儿岛，不过一月时间，鹿儿岛县的武士数量就超过了四万。

全日本都在摩拳擦掌，只有少数人能够保持清醒，大久保利通就是其中之一。

他坚持认为扩张的时机尚不成熟，即便要出兵台湾要谨而慎之，要以政治外交为主，军事进攻只能是辅助手段，是政治谈判的筹码。

如果任由武士阶层乱来，局势就可能会失控，最终将日本引上一条错误的发展道路。

因此他在政府内一再阻挠西乡隆盛，使其无法向鹿儿岛调配更多资源，同时还派人监视武士军队的动向，甚至计划搬走鹿儿岛的几个军火库，这些都让他成为武士阶层的“公敌”。

夏云桐通过上海、香港等各个渠道了解日本的动态，结合前世对日本的深刻了解，对日本的走向能做出一个大致的判断：

日本决策阶层正在失去理性，只要一个重大的刺激，就能将其推入战争的深渊。

但是假如准备不足，让日本在台湾得逞，反而是将自己推入深渊，让日本提早二十年占据台湾，自己反而成了民族的罪人。

他不相信自己能对抗整个日本，但若是计划成功，就能让日本与清廷都拖进来，让甲午战争提前二十年爆发。

想到这里，他命令军法处去执行一项特别任务。

在台湾的东北海域附近，有几个小岛，主岛名叫钓.鱼岛，战略位置极其重要，正处于台湾与琉球的中央，是东亚海域的主航道上，从日本前往台湾的船只，除非刻意绕远路，都会经过这一带。

他要求袁世凯发展一批渔民暗探，在钓.鱼岛上设立观察哨，伪装成渔民休息场所，让暗探驾驶小型快船轮班去钓.鱼岛周围打鱼，以此为掩护，时刻监控那片海域。

想想一旦开战，全岛都可能成为战场，出于民族大义，夏云桐还好心给台南的周懋琦写了一封信，提醒他小心防范日本。

从1月中旬开始，夏云桐开始有计划地储备物质。

为了不影响本地市场，他都是派人跨越海峡从大陆采购，包括被服、粮秣、建材、西药、中药材、火药、战马、布匹，以及绷带、防水胶布、帐篷、望远镜等等杂七杂八的东西。

于是在沪尾港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本地的大米照常出口，从大陆运进来的大米同样堆积如山，同时还有一袋袋标着醒目日文，借贷来的日本大米。

2月初，与克虏伯、毛瑟以及李鸿章签的后续合同也得到执行，大批后备弹药陆续运抵台北。

这一切都在低调中进行，但规模却是越来越大，有心人能看出一些蛛丝马迹，在李鸿章看来是在认真预防日本；在花房义质看来这是在准备造反；而在存了心病的周懋琦看来，两者兼而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