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岁略显肥胖的吴国桢确实心里不好受，自己的老岳父黄金涛是厦门人，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冶金采矿，获得冶金工程师资格后回国致力于实业救国，历任任汉阳钢铁厂工程师、总工、厂长等职，在这里生活工作二十余年，原本想着申请退休著书立说颐养天年，却遭逢战乱，五十多岁的人成天忍痛带人张罗着拆迁搬运工厂设备。

而自己天生丽质、婀娜多姿的妻子黄卓群是29年自己担任汉口市财政局长时无意中在一家照相馆橱窗里一睹芳容便惊为天人心驰神往，向照相馆使诈获得其身份姓名，得知是黄厂长的女儿，上海中西公学品行端庄的学生，便通过他在武汉市政府任参事兼工程主任的哥哥吴国柄从中撮合，两人一见钟情九年前结为伉俪、幸福恩爱，如今也要拖儿带女背井离乡。

他的哥哥吴国柄留学英国学习机械、工程、土木、冶金，获伦敦大学机械师文凭与英国皇家工程师证书，并被授予工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一直在汉口从事市政建设，十几年来主持了武汉江防大堤、道路扩建、路灯改造、下水道改造、设计建造中山公园、张公亭、省政府大楼等众多工程，留下了无数赞誉。如今十几年的心血要扔给敌人，心中悲愤可想而知。

他们这些现代文人不乏才华不缺理想却无法左右时局全力施为，在中国想做成一件实事不是自己勤勉努力就能做成的，他多次替老岳父请求投入资金扩建改造钢铁厂、兵工厂。研发新装备。可行政院、资源委始终以国库空虚、无力承担为由推诿搪塞。却安排来大批军工署大员身居要职巧取豪夺，生产规模、产品质量日益下降，简直就是自毁长城。

见外国记者发问有些动情地说：“正如你所说的，我在这座城市生活了13年，为这座城市贡献了13年，对这里的大街小巷、公共设施、工厂商铺、社会贤达、中外工商业者、教授学者都很熟悉，我的妻子儿女都出生在这里、生活在这里，所以我们全家和这座城市的市民一样热爱这座城市。愿意继续为她的繁荣昌盛再奉献30年。

但是很不幸这样的愿望不是我个人能够决定的，在这个列强横行的时代里，个人的命运、城市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我很后悔在我七年的任期里没有很好地向武昌军官学校、汉阳炼铁厂、汉阳兵工厂、武昌造船厂等部门争取更多的关注和资金，以至于国家面临侵略时物质不足、装备不足、人才不足，被迫撤离。

我明白一个市长放弃自己管理的城市，带着市民踏上颠沛流离的逃亡之路是很可耻很羞辱的一件事，但是面对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我们别无选择，我们不想留下当亡国奴，不想把我们辛辛苦苦建设起来的家园交给侵略者使用。为了抗战的最终胜利，我和全体武汉市民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毁坏一切公共设施撤离我们的家园。”

法国记者对此深感震惊，对于崇尚自由享乐的西方人来说中国人的焦土政策相当残忍：“市长先生的做法是不是太极端了，要知道那些物质财富里凝聚着你和市民们的心血和汗水，破坏是很愚蠢的，除非你们是永久地放弃那里否则确实不应该这样狠心。”

吴国桢闻言很不认同，拿出中国历代爱国文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倔强，坦然地说：“作为西方人你不会理解东方人表示不屈精神的极端方式，我们必须让骄横自大的日本人知道只要中国人还活着就绝不会向无耻的侵略和霸道的强权屈服投降，哪怕是玉石俱焚也要抗争到底，在国家民族大义面前包括我们的生命在内什么都可以舍弃。

但是撤退是为了胜利，放弃是为了重生，三年五年哪怕是十年八年后我们一定会回来的，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我们的家园，加倍努力的创造出汉口更大的繁荣。”

“无论如何亲手破坏掉自己的城市是残忍的，大量的历史遗迹会被破坏，实在是太大的损失。上海、南京在日本人的手里依然保持着城市的功能和繁荣，中山陵、总统府没有受到任何亵渎，将来收复以后也能省去重建的费用，你们的固执实在让人费解。”

吴国桢不愿意在这件委座明令执行的事情上多费口舌，看何总长、白总长也没兴趣接这个话茬，含糊道：“东方人还是要按照东方人的方式来做事，中国的城市服从中国政府的指示，只要对抗日有利我们坚决执行，总之我们不会把完好的城市留给敌人。”

“这真是一个不幸的消息，自1861年巴夏礼爵士带着英国洋行开辟了汉口租界，我们英国人在这里生活了80年，留下了许多精美的建筑，我们不希望遭受破坏。”

“我国政府一向尊重和保护外国资产，租界区的外国人生活区不会受到破坏。”

“看来这是一个不能改变的残忍的决定，我本人深感遗憾！做出这么大的牺牲能否换来中国政府的深思和各党派的团结，共同找到强大自己的正确道路呢？”

“放弃并破坏武汉是国家的不幸、民众的不幸、我本人的不幸，是中国自身实力不足造成的悲惨结果，说明我们战前的建设和管理存在严重的失误和不足，所有的中国人都会从中受到震动和启示，政府也一定会加以总结，痛定思痛，推进政策制度的改革。

国共两党是中国政坛最大的两支政治力量，因为两党的合作实现了北伐的胜利，现在要取得抗战的胜利同样需要国共两党紧密合作。刚才何总长白总长介绍了战场上国共协同作战所取得的重大战果，说明了这种合作的军事意义。而我更看重政治上的合作。

周恩来先生曾经是我南开中学时期的学生领袖。是我的兄长和挚友。他的爱国之志爱民之心对我的影响很大，现在我们虽然分属两个党派还是保持着友谊，经常走访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