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林问：“哟！班长，一阵子没见，抽上玉溪了，是不是涨工资了？”

老班长说：“哪有，是上次你们魔鬼训练，有个领导给了我几包，我一直留着没抽。”

“那看来班长的关系不小啊，那天来的可都是副团级以上的领导啊，还有人亲自给您送烟？”

老班长笑笑，不说话。

汪东辉回来的时候，路过葡萄园，顺手摘了两串葡萄，递给老班长。

“这回的葡萄熟了，可以吃了。”汪东辉摘下了一颗，吃进嘴里，葡萄甜的让他忘记了吐皮。

三人吃完葡萄，擦了擦嘴，汪东辉感觉没吃够，想再去摘，但被老班长拦住了，“先抽根烟吧，葡萄吃多了，小心拉稀。”

汪东辉接过老班长递来的玉溪后，说：“哇塞，班长，您这烟不会是您晚上趁人家睡着后，去服务社偷的吧？”

“你小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这是三支队的副政委送的。”老班长说。

“他为什么送您烟？是不是想勾结你，卖农场的菜？”汪东辉问。

“不是，他给我烟只是………。只是…。。”梁林跟汪东辉瞪大了眼睛，竖起了耳朵听着班长继续说下去。

“好吧，告诉你们吧，不过说来话长，还记得上次我给你们说我转了士官后，要探家，但教导员不让么？”两人点点头。

“我当兵第五年的时候，面临着复员，我那时已经铁了心要走，而且要兑现当初教导员给我的承诺，他说过要让我入党，我准备去找他的时候，没想到他先来找了我，他说他听说我要走了，但我的党员，已经让给了别人，那个人训练时摔断了胳膊，当了五年兵，什么也没有得到，于是我的党员就这样没了。”

“那后来呢？”汪东辉问。

“后来教导员说，还是希望我继续转二期，理由同之前一模一样，什么我一走了，新兵就吃不上饭了等等，唯一变得就是，党员给我留到二期，等我二期结束时，再给我，而且教导员还告诉我，近期士官的工资会上涨，那时候家里条件不好，我每月的钱，都打给家里，转了二期后，工资会翻一倍，于是我又没忍住，转了。”

“那，再后来呢？”汪东辉继续问。

“再后来我又种了三年菜，农场的每一寸土地，都被我的汗水洒过，但我并不觉得累，因为我把每个月的工资打到家里的时候，老人家别提多开心了，而且那时候有奔头了，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和我的党员介绍信，让我不觉得枯燥，可就在我第七年的时候，教导员升职了，他去了三支队，当了三支队的副政委，我第八年面临复员的时候，到处拖熟人帮我联系他，可他迟迟不肯出现，最后新的教导员过来给我说，入党制度严格了，入党的首选，主要针对训练突出的人，听到这个消息后，我觉得我八年都白干了，我种出的菜，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新兵，有的新兵现在都当上干部了，而我……………”

老班长吸了口烟，意味深长的说：“而我还在这里种地，有时想想，觉得也没什么，革命军人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嘛，抱怨又有什么用呢？呵呵。”

老班长接着说：“同乡的战友给我打电话，说他结婚了，让我回去参加他的婚礼，但我哪回得去？有的战友复员后，当上了老板，没复员的，大多都提了干，立了功，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

梁林听完老班长说的话后，觉得自己的军旅路，也在步老班长的后尘，十年，代表着什么？代表着无私的奉献，和对部队的忠诚。

老班长继续说道：“我不用点名，不用训练，不受班长的管理，也不受任何制度的束缚，但十年如一日，我从没违反过任何纪律。”

梁林从老班长的眼神中，看到了一种精神，在支撑着他走到现在。

老班长接着说起了转三期士官的过程；

“新教导员脾气很差，他每次路过东沙这破地方的时候，也不来农场看看我，在我第八年面临复员的时候，他才坐着汽车过来了，他给我说转了三期之后，军龄结束时可以按照转业的待遇，分配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并会让我入党，我一想，我前八年都是为了党员而奋斗，才坚持了过来，不在乎最后的四年了，于是我一咬牙，肩膀上就多了一道拐（三期士官的军衔为一条粗拐，加一条细拐和两把枪），那天老教导员，也就是三支队的副政委，他看完你们的魔鬼训练后，刚好过来跟我在宿舍里叙叙旧，我炒了几个菜，买了瓶酒，跟他聊了很多，他最后喝的有点晕，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对不起，也许他心里愧对于我，但我已经不在乎什么了，这烟，就是他给我的，我平时哪会买这么贵的烟呢，呵呵。”

革命军人是无私奉献的，梁林觉得这种精神，有时并不是用生死来体现，和平年代的军人，而是用青春，年华，将这种精神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他们用自己人生最宝贵的几年时光，弥补了万里长城的一处缺口，无论风雨，都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

梁林想到了《士兵突击》里面，许三多去过的草原五班，草原五班流传着一句话“所有班长的地狱，所有孬兵的天堂。”农场里没有班长，也没有孬兵，只有一位老同志，每天顶着太阳，弯着腰，挥舞着锄头。

a、b队的口号再次响起，梁林和汪东辉跟老班长道别后，跑回了部队的食堂，给班里的人打饭。

午睡时阿星告诉梁林说：“梁林，听说老连队要比武了，但人手不够，要从咱们新兵里挑人参加，你有没有想过重返b队？”

“没有，我认为现在挺好的，等两年一到，就复员，再说了，就算我想明白了，也要去a队，b队跟c队在领导眼里，同样被瞧不起，你看蒋涛，每天在b队被练的跟狗一样，排长有正眼瞧过他么？”

阿星又说：“行，我希望你能想明白，然后跟我一起在a队奋斗，听说这次比武很重要，如果表现好，能立功的，加油，梁林。”

老连队每年都会参加比武，同其它三支特战分队。

比武的科目有很多，只要任何一项取得了个人第一名，立功的几率就很大；刁腾和单阳的班长老叶，就是在每年的比武中，打手枪立的三等功；老叶一共立过六个三等功，优秀士兵的证书更是多的不能用本来计算，得用厚度。

五支队的特勤中队，随便打听老叶的名字，没有人不竖起大拇指的，八年的军龄，是特勤中队所有老兵中，军龄最长的一位，三期的士官不会来到特勤，因为已经老的练不动了，所以在特勤，二期士官就是王者。

五支队的特勤前身，是老八中队，90年代的时候，因用数十条生命，完成了一项重大任务，老八中队被中央授予了“卫国英雄中队”的荣誉称号，老八中队的口碑，是五支队最好的，训练，也是最猛的，那时候的武警，有死亡名额，如果某人因为训练死掉了，也不足为奇。

老叶在特勤中队，是唯一一名背负着老八中队旗号的人，他经历了非人道的训练，和打骂体罚的制度，经历了老八中队演变成特勤部队的过程，也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任务。

特勤老连队的所有班长和副班长，全是老叶一手带起来的，他的一句话，比队长和指导员的话都管用，老叶进入第八年后，面临着考国家公务员，公安特警，所以他放弃了教员的职务，放弃了再继续培养骨干，而是选择在东沙，带一帮新兵蛋子。刁腾和单阳，以及整个2班，在他的带领下，成了一师特战预备队的一把尖刀，二班的人，没有病号，没有c队，只有两人在b队，其余的人，全在a队；老叶从不管2班的队员们，每天自己在健身房做做力量训练，拉拉单杠，练习一下射击动作，以迎接公务员的考试。虽然老叶不管班里的兵，但每个人都自觉的很，班里的一日生活制度跟地球一样，形成了自转，每人每天该干什么，从不用老叶亲自督促，每一名2班的战士，都能起到副班长的作用，那股团结协作的精神，把其它班甩的远远的。

梁林和阿星所在的三班，跟二班比简直是糟糕透了，窝瓜班长在与教员和班里战士的衔接中，出现了种种问题。

窝瓜班长总是积极的向老马领取各种任务，并保证班里的成绩会大幅度提升，老马给了他几次机会，但3班的步亚飞一走，a队的队员就剩下阿星跟任阳了，b队就蒋涛一人，梁林跟汪东辉在病号队，其余人都在c队，这样的作战团体，在执行各种任务时，屡屡碰壁，百试不爽。

老马一次次失望，达到绝望的时候，他指着窝瓜班长说：“韩胖子，**带的都是什么兵啊？还能不能干？”最后3班成了一个傀儡班，对外的宣传是非常英勇善战的，但内部早就乱成一锅粥了，没有一点战斗力。

窝瓜班长想力挽狂澜，于是在班内召开了班务会，讨论一下班里到底因为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局面。

梁林和汪东辉认为导致成为这样的局面是因为c队的人太多，而c队又起不到什么作用，病号队最起码还能保证后勤力量，解决班里的杂事小事，让其他成员全心全力的训练。

而c队的人则认为，是因为a队的阿星跟任阳不把训练精髓传授给他们，导致c队的人有心无力，想积极训练，却找不到捷径，只能原地踏步，有个人甚至还说：“是因为任阳天天放屁，熏的我们连吃饭的力气都没了，还训练个屁啊！”

任阳躺枪了：“你有病吧，哪有人不放屁的？”

阿星说：“不是我俩不教你们，因为训练本身就没有捷径，全靠个人的吃苦意识，而且不管咱们训练强不强，首先不能起内讧，不然这样会不战自败的。”

b队的唯一一名成员，蒋涛站起来说：“3班是个整体，个人的影响很难决定3班的气候，所以导致这种情况的出现，每个人都逃脱不了干系，我们遇到问题首先不是推卸责任，而是要从自身找找问题，从根本去解决，而不是现在你一言我一语，谁都不敢担当。”

蒋涛是班里最没有存在感的，也是自始至终，跟梁林和汪东辉没有说过一句话的人，梁林知道蒋涛瞧不起自己，也知道他瞧不起病号队的所有人，他一心想在班长面前表现，用自己的优势跟c队人员的劣势相比较，来凸显自己的能力。他经常给班里的人穿小鞋，故意在班长面前告状，借此可以跟班长去厕所单间，混根烟抽，他的做法令班里很多人感到恶心，唯独窝瓜班长不能明辨是非，认为他是有集体荣誉感，忠于三班的人。

班里的人都知道蒋涛他这是想显摆自己，谁都没接他的话，蒋涛尴尬的站着，见没人说话，于是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对班长说：“班长，我说完了。”然后屁股重重的坐在凳子上。

梁林之前有好几次想动手打他，但每次都被汪东辉拦住了：“跟这种傻逼较什么劲，打他还会脏了自己的手，何必呢？”

这次的班务会，以不欢而散告终，梁林在厕所独自一人抽着烟，心想：三班，真的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