氢弹研究，就像茫茫黑夜中的独行船，终于见到了曙光。在氢弹原理突破过程中，于敏解决了一系列基础问题，不论是原理，还是形状构造，他都提出了基本完整的设想，起到了关键作用。后来的实践证明，于敏提出的新方案，大大缩短了中国氢弹的炸响时间。

按照当初离京时约定的“暗语”，于敏赶紧给北京的邓稼先打电话。于敏压抑着极度的兴奋，说：“老邓，我带大伙出来打猎，告诉你，我们打到了一只大肥鸭！”

电话那头，邓稼先愣怔一下，听出是好消息，就说：“老于，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顿美味？”

于敏说：“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作标本。”

邓稼先问：“为什么？”

于敏说：“我们有新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作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

邓稼先说：“那好，我立即赶过去。”

邓稼先是坐飞机赶到上海的，到了以后，马上检验计算结果，确信无误。邓稼先这位身高一米八的汉子竟像个孩子一样，拍拍这个人的肩膀，又捅捅那个人的胸脯，语无伦次，嘴里一个劲地念叨：“太好了，太好了……”到最后，他竟然从兜里掏出一叠十元的大额钞票，使劲甩着说：“走！上饭馆，我请客！咱们喝黄酒吃螃蟹，来个一醉方休！”

那天晚上，在一家国营的大餐馆，十几个人也不像过去那么斯文了，吃喝起来豪放不羁，满碗的绍兴黄酒，一口见底，那些不会剐螃蟹肉的北方人，索性连那硬蟹壳一块嚼了，在那种地方不能谈工作，只好轮流敬酒，你敬我我敬你，大声地喊：“干！”邓稼先、于敏都喝得满脸通红，年轻人喝得头重脚轻。

这样的场面，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候，邓稼先在戈壁滩上见过，除了他，其它人都没见着。这一回，他们也算补上了。

1965年底，二机部组织核武器专家进行多方论证后，认为于敏等提出的理论方案是可行的。据此分析，在1967年底或1968年上半年，有可能研制出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此之前，先进行氢弹原理试验，也就是减当量试验，以检验氢弹原理是否正确。

105．出了乱子就是犯罪，因此，要做到万无一失位于北京故宫外西北角、景山西面的三座门，是军委办公厅所在地，当年很多重要的会议，是在这儿召开的。这一次，聂荣臻又决定，在三座门召开关于两弹结合试验可行性会议，为两弹结合试验定个调子。参加的单位有国防科委、二机部、七机部，总参、总后、导弹试验基地、核试验基地等众多部门的主管领导，一些重要的科学家，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由聂荣臻本人亲自主持。

在这次会议上，钱学森作为技术总负责人，作了重点发言。他讲道，搞两弹结合是非同一般的事情，美国从原子弹到两弹结合搞了13年，苏联搞了6年，我们暂定3年，或者再提前1年，美国人在大洋上搞导弹核武器试验，那是因为他们有海上霸权，有20多艘航空母舰和几百架舰载飞机，它在海上打靶，世界上哪个国家敢干涉？苏联有2200多万平方公里广大疆域，它不需要到大海上去。苏联的核导弹试验是在地广人稀的西伯利亚进行的，试验的风险很小。我们试验既不能到海上，因为大海大洋的出入口都被美国人封锁了，更不可能到西伯利亚，只能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为避免不幸事件发生，弹道设计一定要准确无误，所以产品必须是高质量、最可靠的，二机部、七机部都要采取严格的措施，特别是担负具体设计制造任务的单位，更不可有一丝一毫的疏忽……

会议认为，采用地面各种环境条件模拟试验，都不能完全模拟飞行过程中的真实状态，起不到结合检验的作用；采用飞行“冷”试验方式，也不能结合检验原子弹头在飞行过程中的真实状态；而采用全射程、全威力、正常弹道、低空爆炸的试验方式进行“热”试验，既可达到试验目的，又符合实战情况。

七机部认为，从导弹的可靠性及试验的安全问题分析，“东风二号甲”导弹本身有自毁装置，如在导弹飞行的主动段发生故障，不能正常飞行时，可由地面发出信号将弹体炸毁，可靠性是高的。

二机部认为，他们正在研制的核弹头有保险开关，如在主动段掉下来，因保险开关打不开，只能发生弹体自毁爆炸或落地撞击，不会引发核弹产生核裂变。从安全角度分析，“热”试验是可以进行的。

最后，聂荣臻问：“在我国本土上进行两弹结合‘热’试验，大家说说看，到底有多少成功的把握？”

会议室一下子安静下来。聂荣臻说：“你们放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