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回到家里，找来一张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贴在饭厅的墙上，吃饭时眼睛就往那瞅瞅，还用红笔圈了一下铀-235和铀238。他想他对原子弹总不能一无所知，多少要懂一点，哪怕是aBc。这是他一贯的风格，做任何事都要有所准备。下去之前还有点时间，他坐上车，来到花园路核武器研究院，找到了副院长朱光亚，请他赐教。

张爱萍比朱光亚大14岁，37岁的朱光亚见到佩戴上将军衔的副总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有点紧张，忙说：“我把院里的工作情况向您汇报一下。”

张爱萍说：“我不是来听你汇报的，是向您请教来了！”

朱光亚连忙说：“不敢当，不敢当。”

张爱萍说：“是真的。请您给我讲讲什么是原子弹。我只知道皮蛋、鸡蛋、山药蛋，一点不懂原子弹。不懂它，又怎么去调查呢？”

朱光亚这才明白过来，认真地介绍了关于原子弹的基本常识。

张爱萍后来常常说，在核武器方面，朱光亚是他的第一位老师。他们由此结为挚友，二人的友谊伴随了他们的后半生。

1961年10月9日，张爱萍、刘杰、刘西尧乘坐军委派出的伊尔14专机，从北京出发，他们从东到西，再从北到南，登高原跨戈壁，一共用了30多天的时间，二机部主要的厂矿和研究机构都看了个遍，他们一面了解情况，一面给大家鼓劲。

据张爱萍回忆，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只问四个问题。一是，你担负的是什么任务？在全局中的位置？二是，进度和遇到的难题？三是，解决这些难题，需要什么条件，哪里可以提供这些条件？四是，满足了这些，最快什么时候能完成任务？

他们转了一圈，心里就有数了。

大概就是在这个阶段，张爱萍说了一句至今听来都荡气回肠的话：“再穷，也要有一根打狗棒！”

回到北京，他们见到了聂荣臻，简单汇报了一下情况。聂荣臻叮嘱，尽快把报告写出来。

据刘杰回忆，他和张爱萍还专程给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汇报过一次，林彪态度非常坚决，说，原子弹，一定要搞下去，一定要响，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它烧响了。

刘杰的秘书刘正威按照张爱萍、刘杰、刘西尧的意思，先组织人起草了一个报告，报告上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何时能够爆炸原子弹。讨论时，张爱萍提出，应该写上1964年可以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刘杰认为这个事情太重大了，他说：“我心里总是没底。我的意思，还是留点余地。”

张爱萍问：“留多大余地？”

刘杰说：“写1965年。这样更有把握。”

刘西尧同意刘杰的意见，留点余地好。不然，1964年搞不出来，怎么向中央交待？张爱萍坚持认为，1964年还是有把握的。

刘杰就说：“写1965年，争取1964年，行不行？这样回旋余地大些。我们尽量争取1964年。”

他们都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