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说：“一个联合电台，一个联合舰队，中国的海防就不在自己手里了。请神容易送神难，一旦进来，再想让他走就没那么容易了。”

彭德怀又说：“他要不高兴、想翻脸、想咬人，岂不是张口就来！”

毛泽东仍然沉默着思索、吸烟，一言不发。

尤金回大使馆后，立即给莫斯科发紧急电报说明情况，然后再次请见毛泽东。第二天见面后，还是一再说建联合舰队的目的是对付美国，建长波电台的目的中指挥潜艇舰队，而且都必须在中国建。这时候领导人都明白了，苏联不仅是对付美国，恐怕还有个不可告人的目的，那就是也可以控制中国。

这一次，除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之外，刘少奇、邓小平、陈毅、聂荣臻、叶剑英等人也参加了和尤金的谈话。听了尤金的解释，毛泽东更恼火，他说：“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他又说：“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中国的海岸……”

这一天，主要是毛泽东在说，其他领导人只是听。毛泽东一个劲地追问：“苏方的真实想法究竟是什么？你告诉我！”

尤金回答不出来。

毛泽东生气地说：“不行！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弄清楚。如果你讲不清、不便讲、讲了不算，请你转告赫鲁晓夫同志，我请他来讲。”

没办法，尤金只好给赫鲁晓夫拍了电报。赫鲁晓夫决定亲自来，而且马上来。仅仅隔了几天，7月31日，赫鲁晓夫便来了。

这次中苏双方最高级别的秘密会谈一开始，赫鲁晓夫一个劲地埋怨尤金没说清楚，然后又重复了一遍大体上是尤其说过的那些话。他讲了差不多有半个小时，毛泽东不高兴地打断他：“赫鲁晓夫同志，你讲了很长时间，还没说到正题。”

赫鲁晓夫有些尴尬：“我们只是有这个想法，想跟你们商量。就是建一个共同舰队，再有一个长波电台进行指挥……”

毛泽东依然是板着脸：“请你告诉我，什么叫共同舰队？”

赫鲁晓夫支支吾吾地：“共同么，就是共同商量商量的意思……”

毛泽东更不高兴了：“什么叫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了？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去？你们都拿去算了！”

毛泽东的愤怒令赫鲁晓夫始料不及，但他既然来了，就想把事情谈妥，所以他没有发火，而是继续解释道：“毛泽东同志，我们没有这个意思，不要误解。我们在家里已经商量过了，现在是和中国同志商量，就是要共同加强防御力量……”

毛泽东继续不依不饶：“你这个意思不对，你们明明是搞联合舰队！”

第一次会谈没有任何结果，而且双方都有些尴尬。接着谈第二次，无论赫鲁晓夫拿出什么样的理由，毛泽东仍然是坚决不松口。赫鲁晓夫皱起眉头：“没想到引起你们这么大误解，这就不好商量，不好办了。”

也许想到这样收场，他也是下不了台，想了想，又建议：“毛泽东同志，我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在你们国家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留？”

毛泽东立即断然拒绝：“不行！”

赫鲁晓夫也有些愤怒了：“北约在互相合作方面没什么麻烦，可我们之间竟然这样的一件事情都不能达成。”

毛泽东仍然说：“不能。”

赫鲁晓夫只好又说：“为什么要这样误解我们呢？毛泽东同志，你是知道的，我们是对你们作出了许多援助的。”

毛泽东语气柔和了一点：“这是另一个问题，是另一个问题。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苏联人民给了我们宝贵的援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毛泽东和中国人民都不会忘记的。但友谊和主权不能混为一谈。其它问题都好说，主权不行。”

这天的会谈，毛泽东最后说道：“英国人、日本人、还有别的许多外国人已经在我们的国土上呆了很久，被我们赶走了，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了。”

四天的中国之行，赫鲁晓夫一无所获。20年后，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记得很清楚，1958年毛泽东是如何断然拒绝了我们要求在军事合作方面的努力的。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动怒，他始终也没有允许我们在中国建立潜水艇基地。”

赫鲁晓夫黯然离开了北京。中苏关系的阴影也浓浓地投下了。据说，苏联驻华大使馆的人对苏联核专家说：“赫鲁晓夫同志走了，你们也该收拾行李了。”

23．中国方面一切都还蒙在鼓里三位苏联核专家涅金、马斯洛夫和加夫里洛夫，在北京滞留期间，应二机部邀请，在很小的范围内，讲了一堂关于原子弹的课，三个人分别讲了原子弹的原理、结构和设计。他们在黑板上画结构图，讲一些基本的原理，但很少透露数据。时间是1958年7月15日，地点在二机部机关宋任穷、刘杰合用的办公室。参加听课的人是二机部的六位领导，即部长宋任穷，副部长刘杰、袁成隆、钱三强，以及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吴际霖和郭英会，还有一名翻译叫朱少华。李觉因为出差，没有参加。苏联专家担心保密问题，刘杰告诉他们，这层楼上，只有这个房间里的我们这些人，又专门安排人在楼梯口守着，别人一律不准到这一层来。

讲课前，苏联专家提出，不要记录。讲课中间，也几次提醒，不要记。实际上他们都记了一些，钱三强和吴际霖记得更多一些。讲完课，苏联专家有些不高兴，提出要把笔记本收上来，当场烧掉。宋任穷反应快，站起来说：“同志们，我是中国政府的部长，上将军衔，也是中共中央委员，你们应该相信我，把记录本交给我处理，你们就放心吧！”翻译把这几句话译过去，三位专家商量一下，勉强同意了。

课后，这6个笔记本锁进了二机部的保密柜里。讲课的事，除了在场的人，其他人都不知情。

应该说，这是一堂比较重要的课。宋任穷后来在回忆录里说：“这次报告对我们研制原子弹初期工作是有益的，起到了引路的作用，加快了研制进程，争取了一些时间。可是他们讲的，毕竟只是一种数学概念，不是工程设计，而且有的数据根本不对。”刘杰认为：除了最后一个数据不准确之外，其余大体都是事实。

这最后一个数据，宋任穷说：“苦了我们用两年左右的时间，经过反复计算才弄清楚。后来的研制工作，完全是靠我们自己的科技人员……”

三位苏联专家讲过一堂重要的课之后，又在邓稼先等人分别陪同下，到几个核工业部门进行参观，他们都提出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意见和建议，现在想起来，这三位苏联著名的核武器专家对中国算是很友好的，几十年过去，核工业部门的一些老人还记得他们。9月份之后，他们相继奉调回国，而且是匆匆走的，一去不复返了，没了消息。11月份，郭英会到苏联参观期间，曾要求见一下他们，苏方礼貌地拒绝了。至于什么原因，苏方没作回答。

后来据说是他们三位在华期间，说得太多了。有人回国后还受到了处分。

1957年，艾森豪威尔连任美国总统后，再次策划“****”阴谋，1958年，在美国的积极鼓动下，蒋介石加紧“反攻大陆”的行动，不仅对福建、浙江沿海进行轰炸，而且频繁出动飞机，在云南、四川、西康、青海等地散发传单，空投特务。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7月中旬，命令解放军集中炮兵和海空军部队，对金门的国民党军队实行全面压制和封锁。

炮声一响，美国口头强硬，但没有直接出兵，只是再次讨论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

1958年，美国共进行66次核试验，仅台海危机之后的10月份一个月内，就进行了23次。从这个气势上看，的确吓人。

苏联方面的表现，比较微妙，先是责怪中国方面炮击前不事先通报，让他们被动。尔后态度强硬，站在中国一方。

炮击进行几天之后，在一次书记处的会议上，周恩来说：“炮击金门，使我们摸清了美国的底，真打起来，美国人是不会卷进来的。”

周恩来又说：“美国又在叫嚷对我们使用核武器，不管是真是假，嚷出来总有他的目的，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请大家议一议这个问题。”

毛泽东认为，如果真要用原子弹，我们炮击金门，是他最好的借口。他们目前没动，一是在看苏联的态度，看苏联这把核保护伞怎么发话，毕竟他还是有些顾虑的，二是试探我们的反应。

书记处认为，有了不久前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争吵，苏联的态度恐怕不会和过去一样了，至少话说出来不像过去那么强硬了，甚至不排除借此机会敲打敲打中国。

毛泽东认为，苏联不站出来也好，我们就好好看一看没有苏联因素，美国人到底怎么对待我们。

聂荣臻汇报说，在房山的那个“一堆一器”差不多了，这种情况下，搞不搞剪彩仪式？

毛泽东指示，不但要搞，还要搞大些，隆重一些。

按常规，反应堆和加速器这样敏感的东西应该高度保密才对，毛泽东反其道而行之，这个态度再明确不过了，就是试探一下美国的态度。

1958年9月28日，中国第一座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建成移交。陈毅、聂荣臻、林伯渠、张闻天、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陈叔通等领导人，还有从苏联请来的苏联原子能利用总局副局长叶夫莫列夫，苏联科学院院士阿里哈诺夫和维诺格拉多夫，以及多位苏联专家，来到房山县的坨里，参加建成典礼，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主持典礼仪式。陈毅、聂荣臻、林伯渠上前剪彩，聂荣臻在验收证书上签完字后，郑重交给钱三强。聂荣臻讲话说：“在今天的时代，原子武器并不是美国所能独占和垄断得了的……”

会后，各大报刊刊登出陈毅、聂荣臻等领导以及苏联专家的照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文台、英文台、俄语台等播放了这条新闻，以及聂荣臻、郭沫若和叶夫列莫夫等人的讲话。

与中国的高调宣传相反，美国的反应相当平淡，对这件事没有一个字的回应，只是反复拿投射原子弹吓唬人。这时候，中苏两党尚没有撕破脸皮，在美国叫嚣使用原子弹最凶的时候，赫鲁晓夫出于复杂的目的，终于站了出来，向艾森豪威尔提出警告：对中国人民的进攻就是对苏联的进攻。

1958年前后的台海危机，闹嚷了一阵子之后，缓缓平息了。

“一堆一器”的建成，既有它的政治意义，也有它的科学价值。从此，中国有了一个综合性的原子能科学技术研究基地，这个基地由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归科学院和二机部双重领导，以二机部为主。钱三所继续兼任所长。基地汇集了一批顶尖物理学人才，如赵忠尧、王淦昌、彭桓武、何泽慧、朱光亚等，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彭湃的儿子彭士禄、李四光的女儿李林等人，也在这里工作。这个基地在中国原子能事业建设中，特别对是对于原子能科学骨干的培养，起到了“老母鸡”的作用。

“一堆一器”建成仅一个月，就生产出33种同位素。

随着时间的延续，中苏两国关系的裂痕已经很明显了。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的风波虽然过去，没人再提，但各自的心里，都有了死结。到了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发动叛乱，紧接着中印关系紧张起来，苏联领导集团不顾事实真相和中方提出的劝告，授权塔斯社，公开发毙印边界事件的声明，有意偏袒印度。这等于把中苏分歧公诸于世。中国方面被迫对苏方展开了适度的反击。

早在1951年，中苏两国关系最密切的时候，印度总理尼赫鲁就在新德里对美国外交官鲍尔斯预言：“从历史的逻辑和地理的现实来看，中国和苏联注定要发生冲突的。这样的事情迟早发生。”

尼赫鲁又说：“当然，他们今天已经把自己绑在了同一辆战车上，但是。中苏的联合不会持续几年以上……中苏早晚会发生某种对抗。”

尼赫鲁的预言，正渐渐变为现实。

在对原子弹样品的期盼中，二机部终于收到了苏联原子能利用总局供应局长波里雅可夫的来函：“原子弹模型及技术资料将于1958年11月发至中华人民共和国。”

刘杰根据宋任穷的指示，安排物质供应局局长姜涛负责接运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姜涛安排人早早赶到满洲里去接货，但是整个11月份过去了，还是没有接到，派去的人急得不得了。

苏联原子能利用总局派往中国的总代表名叫索洛维也夫。姜涛找索洛维也夫交涉。进入12月份，索洛维也夫回话说，样品和资料已经到了西伯利亚，他决定和姜涛一起带人去满洲里接运。还说，为了行动保密，火车票都由他安排苏联大使馆买，让姜涛和他的人，随时听候指令，择机出发。

为了怕误事，姜涛不敢回家，每天都住在办公室里，做随时出发的准备。但在出发的前一天，一切都准备妥当了，索洛维也夫却又通知姜涛，说：“西伯利亚气候太冷，不能发运，暂时不能去了。”

1959年2、3月间，索洛维也夫又通知说：准备发运货物，要中国方面去接，并再次由他负责买火车票。但又在出发前的一天，索洛维也夫来了通知，说，莫斯科没有发检验证明，不能发运，让继续等。

又过了两个来月，索洛维也夫紧急通知，说货已到边境，火车票也买好了，让姜涛准备带人出发。这回姜涛等人乐坏了，心想不会再有什么差错了。谁知，结局如出一辙，刚要动身，索洛维也夫打来电话：“先不要去了。”

姜涛已经在办公室睡了四个多月，见是这样的结果，真有点急了，大声问，为什么？

索洛维也夫说：“我们斯拉夫斯基部长感冒了，不能签字，货不能发……很抱歉。”

一拖再拖，就是不给，其中秘密，赫鲁晓夫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中道破了：“我们的专家建议我们给中国一枚原子弹样品。他们把样品组装起来并装了箱，随时可以运往中国。这时，我们负责核武器的部长向我作了汇报。他知道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我们专门开了一次会，决定该怎么办。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给中国送去原子弹，中国人一定会指责我们违背协议，撕毁条约，等等。另一方面，他们已经展开了诽谤我们的运动。并且还开始提出各种各样令人难以置信的领土要求。我们不希望他们获得这样的印象，好像我们是他们驯服的奴隶，他们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而不管他们如何侮辱我们。最后，我们决定推迟给他们送去样品的时间。”

时隔38年之后，涅金写了一本回忆录，他写道，当时，原子弹的样品和技术资料确实已经装车待运，停在某个离中国不远的车站上，只等莫斯科下令。可是有一天，党的领导接到请示后非常愤怒：什么原子弹？运到哪里去？你们怎么了？都疯了？不要运，快点告诉他们，立即将所有材料销毁。这样一来，材料销毁，那列专列开车了，警卫人员也撤走了。

这个时候，中国方面一切都还蒙在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