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士榘点点头，突然问盖杜柯夫：“盖将军，你看看，按我们这个搞法，试验场需要多长时间能建好，能打导弹？”

盖杜柯夫想了想：“15年。”

陈士榘轻轻一笑，向盖杜柯夫伸出三根手指：“中央给我3年！”

盖杜柯夫愣一阵，脸红了，使劲摇着头，争辩着：“将军同志，我知道你们在搞大跃进，全中国的人，人人充满激情。可是搞科学光有激情是不够的。15年是正常情况，像这样原始的劳动，15年已经够快了……你们的脑子太热了……”

陈士榘笑着哼一声道：“3年，我还嫌慢呢，15年黄花菜都凉了！”

不论陈士榘孙继先怎么说，盖杜柯夫就是不信。盖杜柯夫作为顾问非常清楚，基地的工程量很大，在修筑公路、铁路的同时，还要解决基地机关部队住房、用水、构筑地对地、地对空发射阵地和指挥所、技术厂房，要建一个能起降大型飞机的专用机场，一个发电厂，一条由甘肃省清水到基地约200公里的专用铁路。这样的工程量，在这原本荒无人烟的地方，生活极度的困难，没有菜吃，严重缺水，昼夜温差很大，风沙经常把人活埋了，要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建成使用，无疑于天方夜谭。

他们来到一处刚修好的路基上，这儿是第103团的工地。此时风沙弥漫，狂风把沙吹过来，重新掩埋了路基。张三合团长指挥着，战士们快速地把床板、被褥都铺在路基上。一顶顶帐篷也拆了，朝沿线的路基上铺展上去。不大的功夫，沙土已完全覆盖了床板、被褥和帐篷。

一会儿，风渐渐小了，官兵们看到了陈士榘、盖杜柯夫和孙继先。张三合跑到陈士榘面前，立正、敬礼，正要喊报告，陈士榘指指路基：“这是怎么回事，战士们的床板、被褥，还有帐篷都不要了？”

张三合回答说，首长，这风有规律，一天一次，一会我们把沙一扒，铺板、被褥、帐篷一揭，接着搞。不然的话，光清理这些沙费时间不说，搞不干净，路基还不结实。前一阵子我们死心眼，前脚路基刚铺好，风沙后面就埋了，再刨、再埋，光跟风沙扯淡了，眼看兄弟团进度比我们快了一截，战士们怪我们运气不好，赶上了风口子，才逼出这一招。等路基修到个半人高，再刮风就不怕了。”

陈士榘赞赏地点点头，问是谁的主意？张三合就把夏长海从人群里叫出来，说是他的主意，这个兵在朝鲜一次就俘虏了五个美国兵，很能干。夏长海却说，不光是我，我和我们班的刘春光，一块起出来的。陈士榘说，刘春光是哪个，也站出来。

夏长海、刘春光站在了上将面前。二人都有些不好意思，脸红红的。陈士榘望着二人，说：“主意好，给你们记功！”

夏长海却大胆地说：“首长，我立过好多次功，这次就算了吧。”

刘春光也说：“我不要功。”

陈士榘感到奇怪：“你们想要什么？”

夏长海鼓起勇气说：“首长，我们大家都想知道，我们来这么个荒凉地方，到底干什么呀？”

一句话让整个队伍都跟着骚动了。

陈士榘为难地看着一张张脸上充满渴望的官兵们，孙继先刚要说什么，陈士榘一伸手拦住了，他说：“同志们，你们从事的是一件需要严格保密的事，暂时我还不能告诉大家。但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这是党中央、毛主席亲自抓的事，是事关国家、民族安危的大事！是帝国主义死盯住我们，不让我们干成的大事！”

众人都面面相觑。夏长海说：“对不起首长，以后再不问了。”

陈士榘走到夏长海刘春光面前，动情地道：“中央让说的那一天，我来亲口告诉你们，告诉大家！”

张三合大声吼道：“同志们，既然知道了是这么要紧的事，还问啥，拼命干就是了！干起来！”

官兵们奔跑着迅速散开，有的在路基上扒着沙子，掀开棉被、铺板和帐篷，有的舞动着镐头、铁锹，有的挑着、抬着将远处的石子运到了路基上。刹时间，工地上再次沸腾起来。

盖杜柯夫愣愣地站在那里，看着这些“疯狂”的中国官兵们。他似乎还是有些不理解，这些人为啥这么拼命。

17．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李觉的核武器研究院刚成立时，尚不能进行有效的研究，研究院的首要任务，是准备接收由苏联提供的原子弹模型和图纸资料。

这个时候，中国杰出的核物理学家基本上都在钱三强的原子能所。李觉手下能干的人还很少。李觉为此而焦急。想往里调人，又不知道调什么人好，除了业务能力，那个年代，还有一条极其重要的标准政治上绝对不能有问题，因为从事的是极端保密的事业，不容有任何的闪失。

李觉找到刘杰、钱三强，说，其它人可以暂缓，但理论部主任必须马上到位。原子弹模型的接收，资料的翻译、学习，都是理论部的事，急需要一位强有力的人来组织。

刘杰说：“最好是三强同志来物色。”

钱三强分析说，核武器研究院是核武器研究的龙头，理论室可以说是这个龙头中的龙头，将来会有许多著名科学家云集在此，所以这个主任除了政治条件好，组织观念强之外，业务水平要很强，一般的强都不行。但又必须是年轻人，年龄稍大一些，体力、精力都吃不消。要能团结人，要善于识人、用人。尤其需要有创新精神，敢负责任的精神，和不怕挫折的精神。

李觉说，这样的人还真难找。

钱三强突然对李觉道：“这个人两年前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刘杰、李觉同时愣了，问是谁？

钱三强说：“邓稼先！”

此时的邓稼先，是中科院数学物理化学部的一位学术秘书，是钱三强的得力助手，在钱三强为中国的核计划秘密进行的调兵谴将中，早已将他列先锋。邓稼先1946年从西南联大毕业，先到北大任教，1948年考上美国留学生。当时留学生可自选学校。他写信征求已经身在美国的好友杨振宁的意见，问到哪所大学好，杨振宁建议他去普渡大学。普渡大学名气不是很大，但理工科水平很高，尤其是物理很强。还有一点是离芝加哥大学近，他们可以常见面。邓稼先没读硕士，一到普渡直接申请读博士。他的导师是哈德尔，在美国核物理领域非常有名。经过测试之后，邓稼先的申请得到同意，这在普渡大学是破例的。只用了一年十个月，26岁的邓稼先就提前获得了博士学位，人称“娃娃博士”。拿到博士文凭9天之后，邓稼先就回国了，这时是1950年秋，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年。

回国后，他跟随钱三强，和王淦昌、彭桓武、钱三强夫人何泽慧一起，参与了近代物理所的创建工作。

1958年初春的一天，邓稼先来到钱三强在二机部的办公室里。钱三强异常神秘地说：“小邓，我们国家要放个‘大炮仗’，准备调你去参与这项工作，怎么样？”

邓稼先立即就明白了，这是说，要让他参加原子弹的研制。事情太过重大，他一时有些惶恐不安，愣在那里。

钱三强严肃地说：“这可是光荣的任务啊！”

邓稼先说：“……我能行吗？”

钱三强说：“能行！这件事关系到国家的命运，相信你能干好。”

这天晚上，邓稼先失眠了，翻来覆去睡不着，他的妻子许鹿希见他神情不对，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没什么事，我要调动工作。”

许鹿希更感诧异，调动个工作，怎么连觉都睡不着？明明心里有大事。邓稼先想到以后可能很少和老婆孩子见面了，不免心中惆怅，又说：“鹿希，往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有意义……”最后他说：“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见过世面的许鹿希没再问丈夫到底是什么工作。她意识到，一定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这个夜晚，永远地留在了许鹿希的记忆中。

第二天，从不喜欢照相的邓稼先，像换了个人似的，非要带全家去照相，他和许鹿希，以及四岁的女儿和两岁的儿子一起，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这或许是他留给亲人的纪念吗？他从来没说过。

邓稼先他们最初接到的任务很明确：向苏联来华的专家学习，看懂那颗教学模型弹；其次，将有一车皮的俄文资料让他们翻译。

北京北郊的花园路，那一片高粱地，是他们的新“家”。一切都得从零开始。

自从钱三强说出邓稼先的名字后，邓稼先一生的命运也随之而改变了，从此隐姓埋名，默默无闻，直至他离开人世。

杨振宁先生后来回忆：1964年中国原子弹爆炸的消息一出来，他就想到了邓稼先，邓稼先博士毕业的论文是《氚核的光致蜕变》，这是明摆着的。但是没处问，也不敢说，这个猜测和秘密一直藏在心里。1986年，邓稼先逝世后，他从报纸上得知是钱三强推荐的邓稼先，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是钱先生对中国原子弹的一个特殊贡献。很多人问过他，如果邓稼先留在美国是否也会获得诺贝尔奖，如果他五十年代回国，是否也会投身到原子弹的研究中。这没法回答。他说：“我和稼先的友谊持续了一生，我们选了不同的路，我很敬佩，也很羡慕稼先。”

18．中国的太空之路，路漫漫，其修远兮茫茫太空，星河灿烂。中华民族对自己头顶上的浩瀚星空，充满了深深的敬畏与神往之情，女娲补天、嫦娥奔月是人人皆知的古老传说，飞天梦想一直伴随着中国的悠久历史，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一部分。

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在导弹、原子弹、氢弹研制成功后，纷纷把目光瞄向了天空。1957年10月4日，苏联抢在美国前面，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伴侣一号”，开创了人类进军地球外层空间的新纪元，“伴侣一号”是个重184磅的金属球，由运载火箭送到了距地球表面一定的高度，这个高度使金属球不至于被地球引力吸回到地球上。它以每95分钟绕地球一圈的速度，不停地掠过地球的上空，并且发出“滴扑滴扑”的无线电讯号，令美国朝野一片震惊。美国加紧追赶，1957年12月6日发射“先锋号”人造卫星，未升空先爆炸，发射失败。1958年2月1日，美国的“探险者一号”终于发射成功，它的重量仅有8.2公斤。而此时，苏联的第二颗人造卫星已经在一个月前上了天，而且它的重量高达1120磅。

1958年5月17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有位代必新提出了中国应该重视人造卫星。毛泽东听到这个发言，说：“看样子，人造卫星把我们都搅得不得安生呀！苏联抛上去了，美国也抛上去了，我们怎么办呀？”

会场一片安静。毛泽东突然大声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众人欢呼声中，他又说：“当然啦，我们应该从小的搞起，但是像美国鸡蛋那样大的，我们不放。要放我们就放他个两万公斤的！”

人们欢呼过后，冷静下来想想，中国走向茫茫太空的征途，尚处于“天问”阶段。中国的太空之路，路漫漫，其修远兮，一切都得从零开始。

每一项伟大的事业，都有伟大的先行者。

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前，1957年10月，致函中国科学院，希望中国能建立卫星观测站，帮助配合观测苏联卫星。不久，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即组织人员，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等地开展了对苏联卫星的光学观测，计算卫星轨道。著名科学家陈芳允受命对卫星进行射电观测，他用一台改装后的半导体，对卫星进行了无线电多普勒频率测量，并和天文台的同事一起，计算出了卫星的轨道参数，该方法成为以后我国发射人造卫星所采用的跟踪测轨的主要技术手段之一。他们还推测出了卫星里面可能有什么内容，后来与苏联方面对照，竟然高度吻合。陈芳允堪称中国航天测控的主要奠基者。

中科院地球物理所所长赵九章、导弹研究院院长钱学森，是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重要奠基人。苏联人造卫星成功后，赵九章、钱学森积极奔走，为中国人造卫星上马多方呼吁。同时，北京、上海、浙江等中国一些著名高等学府纷纷设置相关专业，进行研究人造卫星的人才培养和探索工作。

毛泽东发出了指示，八届二中全会刚结束，聂荣臻便于5月29日召集部分航委委员开会，听取了钱学森关于导弹研究院与中国科学院的协作分工，以及研制与发射探空火箭、人造地球卫星、洲际弹道导弹的设想意见的汇报。在讨论时，钱学森提出了研制卫星要分三步走，第一步研制探空火箭，第二步以中远程运载火箭，发射第一颗卫星，第三步以原子能为动力的火箭，发射性能更先进更重更大的卫星。

聂荣臻同意钱学森所谈的意见，也同意钱学森提出的分三步走的方案，由导弹研究院负责研制探空火箭，中国科学院负责卫星本体的研制工作。

聂荣臻深信，研制人造卫星，探索宇宙空间，对我国的科技事业，无论是在民用和军用方面，都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早点动手比晚动手要好。

8月20日，聂荣臻签署了上报中央的《关于12年科学规划执行情况的检查报告》，在其中，正式提出了研制人造卫星的建议。这是吵嚷了半年多来，第一次在上报中央的正式文件中提出卫星的事。

报告上说：“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将使尖端科学技术加速前进；开辟新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领域，为导弹技术动员后备力量。同时，大型的卫星上天，是洲际弹道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围绕人造地球卫星的研究，一系列工作将被带动起来……实施的步骤射探空火箭，展开高空物理研究工作，解决遥控、遥测技术和观察中的一系列问题。”

1958年10月，由钱学森，赵九章、郭永怀等科学家起草了我国第一份人造卫星的规划草案，正式提出了分三步走的方案，第一步，发射探空火箭；第二步，发射一二百公斤重的卫星；第三步，再发射几千公斤重的卫星。方案获得通过后，被中国科学院列为1958年第一位的任务，据此制定了一个代号：“581”，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卫一清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并打算筹建三个研究院，分别从事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的总体、控制系统、空间物理和卫星探测仪器的研究、设计与试制工作。因种种原因，这个计划当时没能实现。

此后，中国科学院加快了成立卫星运载火箭及总体设计院的工作。同年11月，为充分利用上海的科研力量，经聂荣臻批准，这个院迁往上海，组建了中国科学院上海机电设计院，专门从事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

钱学森等人起草的规划草案被中央批准后，“581”随即成为中国人造卫星工程的代号。

中国“两弹一星”，卫星工程上马最晚，按说两弹已经为它提供了许多可以借鉴的经验，但在1958年这个特殊的年份，注定它一开始就不可能在一条正常的轨道上运行。

北京西郊的西苑旅行，是“581”工程办公室所在地。一群年轻科技人员和他们的所长赵九章冲突不断。大跃进、放卫星的年代，荒唐事不断出现，各省都有放人造卫星的计划。所里的年轻人提出，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按毛主席说的，不放山药蛋那般大的，一上来就要搞高能火箭，高能发动机，要放几吨重的大卫星，还要放什么小月亮。赵九章无服说服他们，常常是不欢而散。

一天，又是一番争执后，几个年轻人气极败坏地把赵九章制作的一个卫星模型从三楼扔了下去，差点砸中推着自行车的赵九章。

赵九章手中的自行车倒了，目瞪口呆的他慢慢地蹲下，用颤抖的手捡着碎片，泪水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