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大明朝的范围之内，也没有太大的天灾，总体来说算得上是风调雨顺。在张居正的治理下，政治清明，国家稳定，外面没有太强大的敌人，里面也没有多少农民起义军肆虐，可以说得上是歌舞升平。

没有内忧外患，也没有天灾人祸。

这种年景，是平民百姓最幸运的年景，不用遭受那么多的灾祸和杀戮。

所以在万历年间，至少是万历初年，物价水平，是不算太高的。

万历年间的十文钱，大概能买三斤黑豆，能买两斤半黄豆。能买一尾一斤半重的，宴席上烹饪要用的鲜鱼，还能买差不多八两多猪肉，一斤多牛肉。

没错，就是能买八两多猪肉，或是一斤多牛肉。因为在明朝，最起码在万历年间，猪肉是比牛肉贵的。

猪肉的价格，大约是要比牛肉贵三成左右。

这就会让后世的人比较难以理解，但事实就是如此。而且在这个年代，猪肉不但比牛肉贵，也比羊肉贵。而鸡肉的价格也相当之离谱，买一只大鸡，需要的钱，能够买三斤多的羊肉，或是三斤多的牛肉，或是两斤半的猪肉。

这一只大鸡，到底有多大？到底有多重？也无从考据。

但由此大致也能看出来，明朝万历年，鸡肉的价格是相当昂贵的。

这些肉类之中，反倒是羊肉和牛肉最便宜。

十文钱不算太多，但差不多也能买一斤肉了。

而一斤肉，听起来不多，但是在这个年代，对于贫民百姓人家来说，份量却是非常非常重的。

要知道，在这个年代，这些平民百姓人家，他们平时吃饭，饭里都舍不得放多少油，也就是沾点油花儿就行。吃肉呢？一个月也吃不上一两次，一年加起来可能也就吃个十次。

要说炒个肉菜，包个肉馅的饺子，那可能是年关的时候才能够享受的待遇，算是一年到头了，犒劳一下自己。

所谓十文钱对他们来说，不可谓不多。

赵三儿是个脚夫。

一般来说，无论哪个时代，在大明朝或是在后世，城里人看待乡下人，总归是有些优越感的。后世如此，在明朝也是如此。

而之所以会这样，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住在城市里，的的确确是比住在乡村里，收入要更高的。

这会儿，住在城里的人，无论做什么营生，不管是自己做生意，还是在酒楼，在店里，给人家做事，总归每个月都能有点收入。而且不用交纳皇粮国税，拿到的银子都是自个儿的。就算这个收入并不是多高，但至少也能维持住自己不饿死。若是再好点，则是可以让自己的一家老小，安稳度日。

而这会儿若是住在乡下，住在乡村之中种地，那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因为在这个年代，几乎所有的赋税压力，全部都压在了农民的头上。

粮食税，是整个国家赋税收入中最大宗的一笔，而下面的官员，层层累加，基本上也都是累加在粮食税下。

所以，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农民的遭遇是最为悲惨的，哪怕是太平盛世的时候，他们也要承担极其沉重的赋税压力，而若是到了王朝末日，无数的赋税累加下来，直接就会让他们不堪重负，打下来的粮食还不够交税的，就算卖儿卖女卖老婆都交不上。

到时候，就只能揭竿而起了。

正是所谓官逼民反。

说起来，官逼民反这四个字，这个民，基本上指的都是农民，而不是城市里面这些市民，至少在中国古代是如此的。

这会儿万历六年，在张居正主持之下，从今年开始大肆清丈土地，很是清丈出来一批之前被瞒报的耕地。现下朝廷手中掌握的耕地数量，从之前的四百多万顷，增长到了七百多万顷，这一系列举措，有效地减轻了老百姓肩上的沉重负担。当然，即便是如此，农民们所要承担的赋税压力，也要远远超过市民，日子过的也不如市民舒服。

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行，这个时代，农业税的比例是多少呢？在洪武年，一亩地大约要交三斗到四斗左右的皇粮国税，而在这个年代，无论是耕作技术还是施肥手段，以及其他的跟种地相关的那些手段技术，都比后世相差甚远。一亩上好的水浇地，亩产量能够达到八斗九斗，就算是非常不错。能达到一石，那就已经是骇人听闻。

当然，苏湖地区的一些高产稻田，不在此之列，那样的田地，毕竟少见。

这个赋税比例，几乎就占了农民们收成的一半左右。后来到了万历年，这个比例下降了，一亩地的赋税，大约只要一斗。但这是皇帝定的，是朝廷定的标准。在大明朝，尤其是在大明朝的基层，上头定的标准是什么，那是全然不作数的。

在明朝征收粮食税的过程，淋尖踢斛之类的手段，那都是再寻常不过的了。经过层层官府，层层累加，落到农民头上，基本上每亩地，还是要交个两三斗的样子，这基本上就占了农民收入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