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方觉得对方辩友有失偏颇，首先《史记》杂糅先秦诸子与《春秋》笔法，富于变化，不拘一格，绘形绘色，文采斐然，正是《史记》胜出《汉书》之处，而非其短。其次，《史记》属于正史纪传体的草撰阶段，《汉书》则属于后面的大成阶段，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理所当然。何况这些都是鸡毛蒜皮、边边角角，我们不能以一眚而掩大德。第三、第三——嗯，就是以上两点！”

台下顿时一片哄笑。

她满脸通红地坐了下去。看看时间，3分钟才用了一半不到。但江水源还是很欣赏她，虽然囿于知识或经历所限，她没能充分展开论述，可她说的那两点却实实在在戳到了淮安府中队的痛处。下面就要看己方二辩高鹤是如何发挥了！

高鹤很冷静。

他站起身，双手撑在桌子上，身体微微前倾，表现出很强的压迫性：“大家好！刚才听了对方一辩的立论，我感觉非常惊诧，甚至有些匪夷所思。比如对方一辩说马优于班‘是绝大多数读过这两本书的人共识，也是两汉以来学界的主流观点’，不知对方辩友究竟有何依据？事实上自《汉书》成书以来，直至唐朝，主流观点都是尊班屈马、重《汉》轻《史》，而非相反。如之前我方所引王充《论衡》中所言‘班叔皮续《太史公书》，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东晋高僧释道安在《儒道升降论》中也说‘孟坚之撰，今古褒其是；子长之论，曩见贬其非’。直至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复古’成为长盛不衰的旗号，司马迁《史记》的地位才逐渐提升，至宋明之后才出现《史汉方驾》这类的书。不知对方辩友何以说出马优于班‘是两汉以来学界的主流观点’的话来？”

周执笏微微点头：这小伙子不错！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问题，而且言之有理、言之有据，不管他的结论正确与否，至少眼光就很难得。而且他敏锐发现对方立论的两个证据都是宋人的，用安史之乱以后《史记》地位才提升来反驳，可谓一招制敌！

高鹤接着说道：“对方为了论证马优于班，先后提出难易不同、繁简不同、文质不同三个观点，但我首先要说的是，正史纪传体体例虽然是由司马迁开创，但它并非凿空而来，而是借鉴了此前的《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有十二《纪》、八《览》、六《论》，《史记》则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在纲目之首尾贯通的方法上两者也很雷同。这一点很早以前就有人指出，但我们并不因此就觉得《吕氏春秋》比《史记》高明或优异。

“其次，如果对方辩友觉得推陈出新更高明的话，那么《汉书》应该更符合标准。因为班固顺应当时形势，把《史记》的纪传体通史改为《汉书》的纪传体断代史；虽然《汉书》大体上沿袭《史记》的体例，却也在很大程度做了扬弃，比如把‘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取消‘世家’，‘书’改为‘志’，这些都被后来的正史沿袭下来。

“第三，作为一部优秀的史书，文采斐然、辞藻华丽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史料丰富、描述准确、剪裁有度，‘逸马杀犬于道’精则精矣、简亦简矣，但对于后世来说，终不如‘有马逸于街衢，卧犬遭之而毙’、‘有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杀之’来得更有价值。不知对方辩友以为如何？”

江水源听罢不禁以手扶额：虎头蛇尾啊！不对，应该是画蛇添足！

“逸马杀犬于道”说的是欧阳修在翰林院工作的时候，和同事一起出门旅游，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一匹宝马超速，撞死了躺在路中间的哈士奇。欧阳修就说：“你们回去写日记会怎么写？”有人说：“有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杀之。”有人说：“有马逸于街衢，卧犬遭之而毙。”欧阳修很含蓄地说道：“你们是水网文的吧？废话那么多。要让你们写历史书，恐怕全国的纸都不够用！”两人反问道：“要是你，你会怎么写？”欧阳修很有逼格地笑了笑：“要我写，六个字就够了：逸马杀犬于道！”

这个典故从表面上看，是说写文章要文字精炼，尽量去除冗余。但同样也可以作为史书修撰原则，即史料要精粹扼要、删繁就简，否则几百年的朝代史真能写出几万卷书来。高鹤的观点并没有多大问题，以现在史学研究的观点来看，确实史料应该越详尽、越准确越好，但他不该举“逸马杀犬于道”这个例子，很容易被对方抓住把柄！

对方主将黄东培看到江水源满脸懊糟的神情，心里却若有所悟，忽然高高举起右手：“裁判，我举报，对方辩友用词违规，应予惩处！”

江水源顿时一愣神：嗯？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