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葆桢多才好学，室名“夜识斋” ，尤工于书法，笔意苍劲， 法度谨严，间作山水。其诗词也经常得林则徐指点。最为有名的一次，是沈葆桢书咏月诗一首， 请林公过目，其中两句曰“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必清辉满十分”， 颇显自傲。林则徐看后改成“一钩已足明天下， 何况清辉满十分”。林公的谦虚进取之心跃然纸上， 令沈葆桢佩服不已。

沈葆桢与妻感情甚笃，从其贫穷之时夫妻相互扶持的家事中可以看出。两口曾相伴赴京赶考。后来，沈葆桢中进士， 入翰林院，直至外放九江知府，还是过着贫穷的生活。抵省城赴任时的沈葆桢， 身无分文，向人“ 挪川费百金”，是借的盘缠。至省城后， 他租了二进三间排的房子，“每月租足纹十一两五钱”， 他为此发出了“屋价之贵， 可谓极矣”的感叹！ 但接着他又借200 两银子寄给妻子。在房价飞涨上天的今日，时人对此不知如何感想。

沈葆桢安顿就绪， 书写长信一封，其后附长诗一首， 表达对爱情的忠贞。诗中写道：“忽闻犬吠便心惊， 望眼如穿万里程。一穗残灯人不寐，夜深独自听车声。生生世世许同心， 一刻体谅十万金。身似鸳鸯分不得，寒宵况是病中荼。……别来新梦太分明， 说与君知君莫惊。君处春来又春去，人间天上几书生。”

对爱情忠贞不二的沈葆桢，以事业的拼搏，回报生活。此后， 沈葆桢因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屡获军功，而被曾国藩推荐， 并于同治元年（1862年）擢升江西巡抚，操办军务。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 清廷赏授沈葆桢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和头品顶戴。经左宗棠推荐，同治六年（1867年）沈葆桢任船政大臣，光绪元年（1875年）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达到事业的顶峰。

对船政事业，沈葆桢坚持“主权在我”的原则。认为“购置者权操于人，何如制造者权操诸己。”为了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船政局聘用了不少洋员、洋匠及教师。对待这些洋人，在经济上船政局给其优厚待遇，在政治上却是寸权不让，坚决奉行“权操自我”的政策。沈葆桢对洋人赏罚分明，不仅论功行赏，也量过行罚。对不服从领导者予以开除，令其回国。

同治八年（1869年）六月十日，在沈葆桢的苦心经营下，在全体船政员工的共同努力下，马尾船政局自行制造的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完工下水。该船系木壳蒸汽轮船，船身长238尺，宽27.8尺，吃水14.2尺，排水量1370吨，载重450吨，螺旋浆推进，备有风帆助力，航速10节。九月二十五日，沈葆桢登船试航试炮成功，标志着历经艰辛的中国近代海防工业，开始起步。总之，沈葆桢在船政创办之初，面对新兴的事业，面对西方列强与顽固守旧派种种干扰，以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排除一个又一个障碍，在坎坷的近代工业化道路上前进 。

沈葆桢认识到办好船政的关键在于“格致”。“格致”是科学在中国的古称，即“格物致知”。重视“格致”，也就是重视科技。为了引起人们对科技的普遍重视，他在船厂大衙两旁题写了一幅醒目的楹联：“且漫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即此格致关头，认真下手处；何以能精益求精，密益求密，须从鬼神屋漏，仔细扪心来。他主张废武科而另设算科，他强调“西法虽千头万绪，要权舆于算学。”他已知道数学是开启科学的一**宝。沈葆桢为首的洋务派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具有重大的社会功能，只有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才能造出坚船利炮，才能“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从不齿技艺，鄙视技艺，到办学堂学习技艺，这是育才思想的根本转变，是中国人在教育近代化历程上迈开的重要一步。

高度重视实践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沈葆桢认为，人才的培养既要重视理论的学习，更应重视实践的作用，必须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出自学堂者，则未敢信其能否成材，必亲试之风涛，乃足以觇其胆智，否即实心讲究，譬之谈兵纸上，临阵不免张皇”。

认识到留学的重要性，提出“留洋育才”的思想：沈葆桢认为，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培养掌握近代科技知识的优秀人才很重要，一方面要在国内办学，另一方面更要留学外洋，直接到国外去学习，“将窥其精徵之奥，宜置之庄岳之间”。船政学堂学生在已有的基础上，再到欧洲深入系统地学习相关知识技能，必能深悉要义、精益求精，“涉历欧洲，开扩耳目，既可以印此旧学，又可以增长心思”。

光绪五年（1879年），沈葆桢在江宁病逝于任上，享年59岁。谥文肃，朝廷追赠太子太保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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