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虽然给予诸侯王一定的制约，比如中央任命国相。但是依旧给予了非常巨大的权力。诸侯王有自己的官僚机构，自己的军事武装，自己的财政系统。也就是说，诸侯王拥有除国相之外的人是任免权，调动自己国内军队权，以及自己国家的财政大权。也就是说，各诸侯王只要大门一关，国相一杀，或者一关，就是一个独立的王国。中央政府实力强可以剿灭你。但是如果中央政府实力不强，或者用兵不力，那么这些诸侯王就可以做大做强，最终推翻朝廷。

也就是说，刘邦在汉初制定的那套制度对于一个统一王朝的长治久安是不利的。但是，我们不能苛责刘邦，把后来发生的七国之乱归咎于刘邦。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刘邦也想不出更好的方法，加上秦朝灭亡的教训，使得刘邦不得不采取如上的措施。这样的决策实际只是一个过渡。我在讲秦始皇的时候就讲过，郡县制不是不好，而是采取郡县制必须要有一套相应的官员选拔制度。而一套成熟的官员选拔制度远比行郡县还是行封建要复杂的多。

诸侯王实力过强，在汉文帝的时期就已经显现。着名的天才政论家贾谊就提出过削藩，可是汉文帝并没有采纳。《滕王阁序》说的好，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这句话同时包含了两层意思，首先贾谊是个极其优秀的人才，否则不会用一个“屈”字。汉文帝也是个杰出的政治家，否则不会说非无圣主。

可是为什么贤君不采用名臣的意见呢？因为时机不成熟。汉文帝是一位极其高明的政治家，否则他绝不会在诛杀诸吕的过程中没有一丝一毫的贡献的情况下，能够坐稳皇位。要知道，在剿灭吕氏集团过程中，诸侯王和功臣们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那么汉文帝要想坐稳天子，就必须得到这些人的支持。

如果汉文帝削藩，那么必定给人留下忘恩负义，过河拆桥的骂名。一个政治家，名声是非常重要的。再加上汉文帝作为刘邦最不待见的皇子，能够成为天子，绝对是运气成分占了极大的比例。诸侯王要么是刘邦的子孙，要么是刘邦的侄子。他们都姓刘，和他一样都有继承权。如果在正常情况下，他们承继大统的机会都大于刘恒。

也就是说，刘恒做皇帝，人家是不服的。对于这些诸侯王，如果采取过激的手段。肯定会造成大的动荡。所以政治家刘恒没有削藩，但是不代表刘恒不把削藩这件事放在心上，而是采用了贾谊的办法“众建诸侯少其力”，一旦某个诸侯王死了，便将他的封国分给他的儿子们，削弱诸侯的力量。

汉文帝虽然没有重用贾谊，但是并不代表不认可贾谊。而后来的汉武帝采用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令》更是将汉文帝的手段用法律的形式实施，这就是把软刀子，杀人于无形。所以，汉文帝和汉武帝都是精明的政治家。

而反观我们今天的主角，汉景帝他就远不如他爹与他儿子高明。他和晁错直接用最激烈的方式削藩，而在可以预想的结果面前，却不知道如何应对。只会说削亦反，不削亦反。这对诸侯王的反应明明是一种妄自揣测。你怎么知道，不削人家还是要反呢。所以司马迁对汉景帝采取了毫不客气的批评。

诸侯王是个巨大的威胁，如同帝国的毒瘤一般，必须想办法治疗，但是治疗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非要直接切除呀。直接采取手术的往往对人的损伤也是最大的。汉景帝与晁错不明就里，觉得肿瘤只有开刀这样一个办法，明明可以药物治疗，并且药物治疗的风险小，成效好。可是汉景帝偏偏不用，非采取一个对自己最不利的方法治疗。

当然吴楚七国之乱最后平定了，这依旧不是汉景帝的功劳，归根结底，是刘邦，或者刘恒的功劳，他们为这个政治糊涂虫汉景帝积德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比较一下明朝燕王发动的靖难之役和吴楚七国之乱就可以看出来。

都说刘邦杀功臣，其实根本不是，我们最多说刘邦排除异己，对于真正忠心于自己的功臣，刘邦还是给予很好的待遇。从惠帝、吕后朝政治的平稳过渡，再到诛杀诸吕，刘邦的那帮功臣勋旧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即使到了景帝朝，依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比如平叛首功周亚夫，是周勃的儿子。

还有将军栾布，那也是在刘邦时期就受到重用的人。当然刘恒也有功劳，周勃对于刘恒有拥立之功，同时也是最受刘恒忌惮的人，但是刘恒并没有除掉周勃，反而还让他的儿子做将军。所以汉景帝刘启能够平定七国之乱，完全是祖上积德了。反观朱允炆，朱元璋将功臣都诛杀殆尽，胡惟庸案，蓝玉案，两场大案，每个大案都诛杀几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