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属于繁华之地，也是高消费的地方，凭着那点可怜的俸禄，想要体面的生活，难度是很大的，穷则思变，好多的官员，不好直接出面，他们的子弟，就出面和商贾纠结在一起，利用方方面面的关系，赚取银子。

这种情况，已经有些普遍了。

上元县和江宁县，属于富庶之地，可每年都不能够按时上缴赋税，县衙的衙役、税丁，和龟孙子差不多，生怕不小心，得罪了那个有势力的商贾，丢掉饭碗是小事情，进入大牢就冤枉了，反正收不上来税赋，责任在县衙，他们也没有多少的办法。

王道直上任之后，曾经想着改变这种状况，可惜作用不大，上下都是阳奉阴违，这牵涉到了众多官员的利益，谁会支持啊。

最大的问题，是官员的俸禄实在太低了。

王道直身为正三品的府尹，每年的俸禄，也不过是二百多两银子，如果没有几千两甚至是上万两的常例银子维持，估计吃饭都是问题了。

常例银子从哪里来啊，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还不是依靠着商贾、下级官员的供奉。

至于说常例银子的多少，与职权是直接挂钩的，比如说南京礼部、工部、刑部、都察院等部门的官员，常例少得可怜，就是正三品的侍郎，每年能够有千两银子的常例，很了不起了。反观正六品的京畿知县，常例银子，不会少于他这个府尹。

南京官员的两极分化情况，非常的严重，富得流油的官员有，穷的生活难以为继的官员，也是不少的，任何一任的应天府府尹，刚开始上任的时候，都是想着改变这种情况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的适应了，承认了差距的存在。

富裕的官员，手里有权力，权力能够变成银子，肥上添膘，没有权力的官员，想方设法巴结上级，结交商贾，从中得到银子，至于说朝廷应该征收的赋税，那不是自己的事情，没有谁真正的关心。

这样的恶性循环，最大限度的保护了大地主、大商贾的利益，吃亏的，还是农民和小商户，朝廷的赋税，根本不能够征收齐全，有些县，甚至一两银子都不缴纳，这在富裕的南直隶，看似不可想象，其实普遍存在。

京畿的知县，没有超乎寻常的协调能力，根本不能够开展工作，上面有那么多的菩萨，随便谁说一句话，你都是要听的，不然你坐不住，也坐不稳，到头来吃亏了，还没有地方诉苦，人家要笑你，不识时务。

王道直觉得，苏天成虽然是殿试榜眼，虽然写出来了那么多惊艳的诗句，但毕竟年轻，不过十九岁，还不及弱冠之年，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从政经验，皇上为什么将苏天成排到了江宁县来，这里面的道理，确实值得琢磨。

难道说着放权的意思，就是要苏天成来征收赋税的，来改变这种恶性循环的。

想到这里，王道直叹了一口气。

皇上派如此年轻的苏天成前来，如果是想着改变南直隶的情况，那是用人不当，苏天成没有背景，至少在南直隶，没有深厚的支持，怎么可能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应天府府尹都撼不动的关系网，区区一个江宁县知县，恐怕是炮灰都算不上。

苏天成可没有想到这么多。

郑克友确实灵活，前往江宁县县衙的路上，他就在介绍情况了。

江宁县县衙，距离顺天府衙门有六里地，在南京城的北部位置，辖区是很大的，整个的南京城，也就是上元县和江宁县，六部以及应天府所在地，都在上元县，南京京营的两个大营，都在江宁县。

上元县，颇有些政治中心的味道，而江宁县，有些经济中心的味道。

江宁县一共有书吏编制一百一十七人，其中司吏三十七人，典吏四十二人，余下都是书办。至于说衙役数量，超过千人了。

郑克友的意思，苏天成是明白的，在上元县，知县灵活了，升官是较为容易的，而在江宁县，知县灵活了，捞银子是小事情。

至于说到书吏的编制，司吏和典吏的人数是固定的，这就好比是几百年后的县里的局长和副局长，上面有着固定的编制，但书办就不好说了，可多可少，有些书办，上面有名册，有些书办，县衙掌握就可以了。

衙役的数量，根据县里的实际情况来，偌大的江宁县，又是京畿之地，治安任务是很重的，依靠巡检司衙门，不是很现实，必须要扩大衙役的队伍，再说了，征缴赋税，也是衙役的任务，县衙的司吏、典吏和书办，多半是不会亲自去做的。

有意思的是，书吏都是有俸禄的，衙役没有俸禄，依靠着可怜的补助生活。

一句话，书吏是国家的正式工作人员，衙役是临时工，苦事累事都是临时工去做的，出现了问题，也是临时工承担责任的，这样的态势，延续到几百年之后，都是差不多的，没有多大的稀奇，要怪就怪自己的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