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的悲歌

“南斯拉夫，从成立之初起，这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而是几个被锁链强行铐在一起的“仇人”。”

斯拉夫人在欧洲是个大家族，也是欧洲大陆上古老民族之一，是操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语言的各民族的统称，主要居住在欧洲的东部喀尔巴阡山脉至顿河、波罗的海到黑海和巴尔干半岛的广阔的土地上。斯拉夫人分为三部分：东部斯拉夫民族，包括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西斯拉夫人，包括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卡舒布人、卢日支人；南部斯拉夫人，包括、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黑山人和波斯尼亚人。

南部斯拉夫人起源于波兰境内的维斯瓦河河谷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居住在巴尔干半岛，今天什么塞尔维亚人马其顿人，保加利亚人之所以会生活在巴尔干半岛，欧洲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民族分布都是因为几千里之外，古代中国有一位猛男很生气，狠狠地教训了隔壁的不务正业的邻居。此话怎讲呢？公元前129年，我们的汉武帝开始发动一系列的战争，大将卫青特别是霍去病把匈奴人打得屁滚尿流，匈奴人被打怕了，一部分投降汉朝，桀骜不驯的一部分不顾一切地向西逃。这一逃就是4百多年。

匈奴虽然打不过汉人，但对付西逃路上碰到的本地的民族却是游刃有余。公元4～5世纪，匈奴人打败了哥特人，迫使其向西迁徙。。哥特人的西迁也推动了中欧的德意志各部族西迁，盎格鲁和萨克森部分人迁往不列颠，建立国家，就是今天的英国的雏形。

法兰克人、苏维汇人等进入罗马帝国的高卢地区，逐渐形成今天的法国，苏维汇进入伊比利亚半岛，形成今天的西班牙。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欧洲民族大迁徙”。西罗马帝国就是在民族大迁徙中被日耳曼人灭亡。

在这过程中，一部分斯拉夫人南下至欧洲东南部地区的巴尔干半岛，公元558年斯拉夫人与匈奴人联合攻占了色雷斯。进逼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并且在577年斯拉夫人攻入马其顿和色萨利，七世纪成为巴尔干的主要民族。并与当地的土著居民融合组成新的民族，但不是单一的，而是形成了许多斯拉夫民族。使巴尔干半岛也被称为“迷你欧洲”。这就是今天巴尔干半岛上斯拉夫人的来历。塞尔维亚人也好，保加利亚人也好，波兰人，克罗地亚人都是在公元4-5世纪的欧洲民族大迁徙中慢慢迁徙到今天的位置，慢慢形成巴尔干今天的样子。

如果按语言，文化，生活的地域，经济的联系等方面来看。波黑的塞族、穆族和克族就是一个民族，区别不大。他们之间的区别远小于同为汉族的上海人和广州人。你看上海人与广州人距离超过1500公里，双方的饮食习惯很大不同，上海人喜欢吃甜的，广州人喜欢喝汤，至于语言，双方要是说方言，只能说是鸡同鸭讲，谁也听不懂谁的，但是上海人和广州人是同一民族，汉族。所以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微小的差别不足以成为分成两个民族的理由。

但是，如果按换一个标准，比如说宗教来划分民族的话，那波黑的三个主体民族就大不一样了。塞族信奉东正教，克族是天主教，穆族是伊丝兰教。正是宗教信仰的不同，三个兄弟开始分家，并且在背后大国的驱使下进行惨烈地内斗。为什么本是一个民族的塞人，克人，穆族会分别信奉三个不同的宗教呢？

这还是和匈奴人的西进有关，由此引发的欧洲民族大迁徙，加速了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将首都迁到博斯普鲁斯海峡西畔的古希腊殖民城市拜占庭，并将其更名为君士坦丁堡。公元395年狄奥多西大帝死后，罗马帝国正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西罗马还是以罗马为首都，而东罗马帝国以君士坦丁堡（今天的伊斯坦布尔）为首都。帝国分裂的同时，帝国信奉的基督教也发生了分裂。以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为首的东部教会受到东罗马控制，自称为“正宗的教会”，改名“东正教，以罗马教皇为首的西部教会则与西欧封建势力相勾结，西部教会成为天主教。从此两大教派彼此分庭抗礼。

1054年，罗马教皇和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互相宣布开除对方的教籍，基督教正式分裂。很不幸的是，东西罗马的分界线刚好在今天波黑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边境线上，这样一来，分界线西面的斯拉夫人包括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信奉天主教；而分界线东面的受君士坦丁大主教控制的斯拉夫人的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信奉东正教。兄弟开始分家了。这样一来，天主教和东正教已经有了，那波黑的伊丝兰教是怎么来的呢？

东罗马帝国延续了近千年之久，从395年成立到1453年5月29日，奥斯曼苏丹默罕默德二世率军攻入君士坦丁堡（今为伊斯坦布尔），东罗马帝国正式灭亡。

土耳其人办事比较干脆，他们一手拿刀，一手拿《古兰经》，给塞尔维亚人人两个选择，要么皈依伊丝兰教跟老子混，不仅可以保住土地和财产还可以做官吃香的喝辣的，要么继续信奉上帝但失去土地和财产，一无所有。结果，居住在波斯尼亚的一部分塞尔维亚人成为了穆丝林，意即“服顺安拉旨意的人”， 波黑穆丝林改宗伊丝兰教的初衷是保住自己的地产。

1910年奥匈帝国的统计显示，波黑这里穆丝林只占总人口20%。但是占有96%的土地，这就是例证。但这时的穆丝林仍属塞尔维亚族，与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同居一块土地。说一种语言。

一战结束后，塞尔维亚虽然是引发一战的导火索的点燃地，但其毕竟在战争中“站对了队”，巴黎凡尔赛宫的“分赃会议”后，作为其“站对队”的奖励。克罗地亚地区，波斯尼亚地区、黑塞哥尼亚地区，好大的一大片土地。在凡赛宫在英法两国高层的大笔一挥下，就全被划给了塞尔维亚，成立了后来的“南斯拉夫”。

但是。这是用刺刀和铁链强行绑在一起的“不正常国家”。克罗地亚族几百年前就日耳曼化了，保卫维也纳的热情比匈牙利人、甚至奥地利的当地居民还高；波黑和阿尔巴尼亚的穆丝林同样心向伊斯塔布尔，天天防着塞族反攻倒算。

这个位面，一年战争后。铁托在苏德两国的暗中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成功上台，建立了南斯拉夫共和国。

他在继续了前政府的全部领土遗产的同时，也一并继承了其全部的“麻烦”。

后世看来，南斯拉夫的问题，就象发生在许多国家所谓的“民族问题”一般，其本质上依旧是“宗教”问题。

神圣冲击开始后，没有“神使”撑腰的铁托，也面临欧洲其他国家相似的问题：国内意识形态严重混乱。

东边苏联的东正教。西边德国的萨菲罗斯教，两家打着神使的名头。不停地向全欧洲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南斯拉夫也是重灾区。

铁托是克罗地亚族，这个位面由于德国事前投资，加上克族和日尔曼人本来就是“远亲”，双方关系还算不错。

但铁托毕竟是有想法有能力的铁腕人物，虽然和德国关系良好，但他也非常注意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没有一边倒地倾向德国，而是玩起了“三足平衡”的把戏。

他对国内的信奉东正教的塞族是又打又压又扶持，既不让他们坐大，又不让他们过弱。对没有神使的某个的宗教也是这种态度，给予其生存的空间和土壤——比起苏德两国，甚至是中国和兰芳，都在努力地“保证”本国“信仰的纯正性，单一性”，铁托这种玩平衡的做法，可谓是“开历史倒车”，逆历史潮流而动。

这不能怪铁托，他也是迫不得已的——毕竟南斯拉夫本来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而是一个被强行的捆绑的“n家人”，而且这些家人，彼此之间因为一战，还有不少的“血仇”。

到70代初，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政府更出了一件大昏招，人为地将塞尔维亚穆丝林定为一个民族，拥有与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黑山人、马其顿人，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同等的地位。这样，在波黑这块土地上，主要有三大民族：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族、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族和信奉伊丝兰教的穆丝林族。

铁托的做法，让这个“国家”内部的民族自我意识，在宗教的基础上，更加地具现化，其分离割裂的情况愈加严重。

此时的南斯拉夫，在国际上已有“七条国界、六个共和国、五个民族、四种语言、三种宗教、二种文字、一个国家”的形容。

波黑内战爆发前夕，在440万总人口中，穆丝林族占43.7%，塞尔维亚族31.4%，克罗地亚族占17.3%。前南斯拉夫政府的愚蠢的民族政策为日后的民族冲突埋下了炸药，只等着导火索了。

他的作法，得到了美国自由派学者们的赞美，称赞其为欧洲自由的窗口。

靠着同时玩三个球的游戏，铁托牢牢地掌控着南斯拉夫的政权，保证了这个国家的“中立”与“独立”，并没有变成苏联或德国的傀儡。

但是，凡事都要付出代价。

南斯拉夫这种“保持自我”不站队的作法，无论是德国还是苏联，心里都看他不太爽。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就和南斯拉夫关系不佳。

斯大林死后，喀秋莎成为苏联的太上皇。这时的苏联对外的外交政策。在喀秋莎的暗中操纵下，趋向理性化和现实化，或者说是商人化。

“不当凯子。不当二百五，不做亏本生意。”

在喀秋莎的影响下，苏联对外的外交政策，开始只讲利益和收益，不再追求“虚浮”的东西，日渐现实主义化。对于南斯拉夫的铁托不左不右的作法，她还算可以忍受。

但是。她和汉娜两人，对南斯拉夫的“容忍”，也仅仅只是到铁托去世前为止。

1990年。铁托去世，少了这位铁腕人物压制三族，构成南斯拉夫这个“扭曲国家”的三根柱子，其基座就在第一时间就开始了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