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别说这些了，说你的事吧。”一旁的陶珊似乎不想让马哲知道自己家的情况，急忙拦着道。

陶父无奈笑道：“马律师，不好意思啊，让你见笑了。我这平时也没说话的人，冷不丁来个外人多说了两句。我是想咨询一下，像我这个情况能不能向当初干活的地方追加补偿？”

马哲大致听明白了，问道：“那你当时是如何处理的？”

陶父道：“我没文化，也不懂法，当初就是简单写了个协议，赔了点钱。”

“赔了多少？”

“5万。”

马哲震惊，这企业也太黑了，追问道：“那协议在哪，我看看。”

陶父从衣兜里掏出一叠泛黄的稿纸，边角已破损，然后小心翼翼打开递给马哲。

马哲接过来扫了一眼，协议的内容很简单：“一次性支付陶庆亮营养费等五万元整，此后发生任何问题与远明建筑公司无关。”落款处歪歪扭扭签着名字，还摁了手印。

一些企业为了推卸逃避责任，亦或减少以后不必要的麻烦，发生事故后往往签订一些不平等霸王“条约”，甚至拿人不当人看，打发叫花子一般赔俩钱了事。弱势群体在面对强权强势下，尽管心里不乐意，最终还是忍气吞声选择了妥协。

眼前的这份协议，在法律面前显然站不稳脚，严重侵害他人的正当合法权益。马哲折起来递过去道：“当初入院看病时是谁花的钱？”

“他们给的。”

“花了多少？”

“五六万吧。”

“那你当初在工地上干活时有没有签订用工合同？”

“啥？合同？啥是合同？”陶父茫然道。

马哲很是同情，同情陶父，同情法律，同情天下与陶父一样的弱势群体。或许对于他们来说，有一份工作就不错了，至于其他的压根不去考虑。而雇佣方大部分都稍微懂法，正是利用这个空子剥夺弱势群体的权益，实在可悲可憎可叹。

与陶父谈话时，马哲不停地观察着坐在一旁的陶珊。只见她眼神笃定，时而看看父亲，时而蹙眉低头，手里握着一块小石头，一道一道在炕沿上划拉着，仔细地倾听着俩人的谈话。

马哲又问道：“那这个远明建筑公司还在吗？”

陶父摇了摇头，道：“这个公司的老板是南方人，干完那个项目已经走人了，具体去了哪里我也不清楚。”

“那当时医院鉴定您是几级伤残？”

“二级。”

“那这件事是您亲自处理的吗？”

陶珊插话道：“我爸出了事后我还上学，他就没告诉我。等我知道了，都一个多月以后了。我爸出事的第三天，他们在病床上逼着我爸签了协议。”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