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到了乾隆年间，养廉银已经不难满足官员的胃口了，于是又开始了一些额外的勒索，乾隆也进行了类似的改革，将这些额外的勒索总结为规礼，明确可以收的项目，规礼，是合规的礼物。

比如粤海关这些合规的礼物，在《乾隆二十四年粤海关征收洋船进出口各项归公规礼清单》中，就列了收费名目，有100多项。一艘洋船入关，先要交丈量费、通事费、管事费、库房费、稿房费等等……

这100多项加起来，就是粤海关可以合法收的规礼，洪仁辉却不知道，他以为只有正税才是合法的，这些规礼都是官员私自收取的非法收入。其实这些非但不是私自收取的，虽然不上交国库，可这些规礼是会上交给乾隆的。

按照规定，一艘洋船正课为1950两，一次性征收。但洋船规礼银，进关要交，出关还要交。洪仁辉向乾隆控诉的规礼单上，一进一出，规礼计有68项，进关规礼30项，收银子1125，96两，出关规礼为38项，收银子533，8两，规礼银共计1600多两。

这68项，只是针对船的，另外还有针对货的，叫做分头。外商买货，所付货款，按银两算，每两都要由粤海关抽头。一两货款要抽0. 054两到0.06两。

这些钱收上来怎么分呢，惯例是规礼的三分之二归海关监督，剩余的归他的家人。为什么是他的家人，因为粤海关归内务府管理，内务府本质上是管皇家事务的，是乾隆的私人机构。所以内务府的管理很有家庭管理特点，内务府的职务，往往都是皇帝给亲信的好处。

粤海关属于内务府下辖的机构，也有这种特点。皇帝将粤海关交给亲信管理，亲信则带着自己的亲信，一般都是家人、亲戚上任，由他们把持海关的各个职位。规定是可以带六十个人的，但一般都会多带几个，毕竟是发财的机会，当然要尽量照顾家人。比如李永标做海关监督的时候，就带了73人，包干了海关所有事务。

这些人不但瓜分规礼的三分之一，而且勒索的情况不可避免，利用职权收各种灰色收入，比如英国人曾记录过这样一个案例，有艘英国商船进港，海关丈量人员是从船头量到船尾，塞了银子后，就改为从前桅量到后桅。丈量后，要缴船钞，先是开价2000银两，经讨价还价并送上320银两后，500银两了事。

因此粤海关真的很肥，林则徐的得意门生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罢关征议》一文中曾提到粤海关，说海关看门人月薪都有800两银子。

但底下人拿到的只能是小钱，粤海关监督拿到的，其实也不是大头，他上面还有乾隆。由于规礼是正规合法的收入，还有账册记录，因此这块收入海关监督也不敢多拿，大多都拿出去孝敬了上边。一般是通过内务府大臣和珅报，每年不下100万两。

大头都孝敬了上边，海关监督当然不会满意，所以他们就会开发新的收入。典型的是乾隆四十六年，海关监督李质颖上任，先是拿生丝贸易旧例做幌子，重提限制每船生丝超过一百担的旧规。此时生丝、茶叶贸易已经是最大宗贸易了，洋船动辄采购上千担。旧例早就过时了，也没人提。

李质颖明白是找茬，当时的十三行总商潘振承马上送去了4000两银子，李质颖才放过了这事。这笔钱潘振承跟东印度公司协商，由东印度公司承担了成本。

如果这笔钱是一次性的，随机性的，那就属于勒索。

但是之后潘振承担心海关日后还会重提旧事，潘振承打通关系，以每担生丝额外抽取5两银子给海关监督为条件，让海关监督宣布废除限制。这5两银子，东印度公司表示愿意承担，就形成了给总督的常例礼物。

这种新开辟的“礼”，又不再官方记录的规礼清单上的项目，就不是规礼，被称为陋规。是不合法却又有一定规矩的收费，所以是陋规。

同样是这个李质颖，在第二年，东印度公司为弥补因英法战争导致的财库银根紧缺，派战船偷运鸦片到广州出售。清朝早在雍正年间就下令禁止鸦片售卖，在海关监督索取巨额礼银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成功将200箱鸦片运到广州出售。

这种偶发性的，一次性的收礼，也是海关监督的重要收入。

这就造成官府记入税册、账册的海关正课与规礼加起来，一艘船收3600多两银子，可其他的各种不确定性收费，却让英国人都难以忍受。如果平均下来，一艘船所收的费用，恐怕都能超过5000两。

所以朱珪说，海寇收的税不高。

整个国家都处在这种不透明的征税状态下，所以才有后世专家认为中国古代的税收，是世界上最低廉的情况下，老百姓却感到苛政猛于虎，在王朝晚期甚至会官逼民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