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高岳现在也不过区区七品殿中侍御史，还处在”试“的阶段，居然还要皇帝赐予他绯服和银鱼袋——刘晏的理由也十分充足，赐绯银鱼的目的，便是为“壮高岳之威，彰陛下恩德，震边地诸羌”。

不行，如果皇帝答应，那么泾原经营和拓边的功绩，岂不是全归高岳，而他的举荐人又是刘晏，可不会剩一星半点给自己。

更让杨炎无法接受的是，“为什么刘晏和高岳关系如此密切，又是推举高岳岳父，又是奏请高岳为原州行在的营田巡官。可恶！高岳到底是怎么想的，当初难道不是他自己来灞桥驿巴结我的？”

这时原本早已准备得当的杨炎，思绪却越来越混乱，他没想到事情正在起着变化。

而皇帝李适却在认真思考，看起来对刘晏的建言颇感兴趣，杨炎气急攻心，他不再温吞，而是焦灼地将关键的底牌提前打出来：“陛下，请罢废安邑、解县二池、西北六州边池及三川井盐的转运使，并请罢废度支、转运二专使！”

此话一出，便殿上诸位不由得大惊哗然，纷纷将目光转向杨炎。

当然皇帝事先已在某种程度上和杨炎有了默契，他便要求杨炎当众将想法说出来。

杨炎定定神，随后将财政革新的念头滔滔不绝地说了出来：

“我唐昔日赋税主要分三类，租庸调、户税、地税。

租，即课户每丁纳粟二石；

调，蚕桑之乡，课户每丁输绢二丈，麻三斤；

庸，课户每丁每年劳役二十日，遇闰年加二日，如不应役，则需折绢布以代役。

然这租庸调都需要以身丁为本，户税、地税则亦以户部所统版籍为经纬，正所谓军防国计，并仰丁口。

然开天年间玄宗皇帝修道德，以宽御下，户部多年不修版籍之书，丁口转死、课户逃亡、田亩移转、贫富升降皆不知，只以旧书空文为准征税，天下之人，苦不堪言。”

杨炎的意思是，早期唐朝实行的租庸调已不合时宜，原因很简单，这种税的基础在于“丁口”（单）和“课户”（多丁组成的家庭），人丁多就代表税基广，税基广就代表赋税多。不过人丁有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他们都是活的，是会流动的，故而唐政府要千万百计地控制住他们，叫这些人丁及时足量地纳税，法宝是什么？口分田和永业田啊，把政府掌握的田分给人丁们，叫他们在田中耕作，然后将他们登记在户部的版籍上，交完税后剩下的自己吃，田和丁互相对应。

可古今中外的政府，作为统治机构，他们需要用各种权力来维持运作，然后便从这各种权力里衍生出蝗虫般的“特权阶级”来，王公百官、富豪大户，开始利用特权成为“不课口”、“不课户”，“不课”自然即是免税，原本以租庸调为主的税收体系开始崩溃了。